霍布斯《利维坦》中第十三章中所讲述的自然状态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霍布斯理论整体内在关联中最为基本的观念。它作为霍布斯政治哲学最为基本的理论预设，为他所成就的公民哲学以及权力意志精神理论的发萌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基础。我们之所以重新回到霍布斯的研究上，也是由于如今的政治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践行着他的理论。这一“践行”牵系着政治生活的好与坏，换言之则是影响着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标准，更直白地说即关系着人类“安生立命”这一大事。然而仅凭靠霍布斯的一家之言怎么就影响到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前景呢？虽有浮夸之嫌，但未必就不无道理。这一问题意识源于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性危机”论调的高涨。有些人开始反省着具现代性生活中那浩如烟海的新概念、新主义。重新审视着我们在运用这些新东西时究竟知道了多少？我们在疑惑的牵制下不得不停足而稍作考量。霍布斯正是一位精于考量的政治哲人，他曾考量过关系人们生活的种种问题，从人类、国家到宗教都有所涉猎。甚至有效仿柏拉图的可能性1，即便他在写作修辞上墨守着亚里士多德的成规2。基于此，本文耗费精力于霍布斯的思想是有所值得的，尤其是在他观念形成的意识初衷上下功夫，或许就有可能理解到霍布斯与“现代性危机”这一论调间所隐匿的关系，若更甚些便能帮我们领略到柏拉图的美好及亚里士多德的教义。本文首先试图重拾霍布斯思想意识的脉络，先从某些思想史中寻思他的身份，再去识别他作为政治哲人的意图。本文希望述清我们理解中的现代症结，并试图从生命的认知开始去认识霍布斯在观念假设前的意识倾向，以及他在自然激情与自然现实中提出的“恐惧死亡”，从而了解他对人们的意识所进行的“设计”是如何成为那无可辩驳的自然真实。霍布斯的三次“设计”成功与传统的意识决裂，他运用修辞强化了“自我保存”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最终萌发出“个人意志”的坚强。这“坚强”促成了公民社会核心精神的牢固，而那“精神”反映出“最终只不过是立足与自我保存权利（the right of self-preservation）的公民社会不会是个乌托邦。人依然被断言为理性的动物，但人的自然的社会性糟到否认；人不是天生受命趋向社会，而是为区区计算（calculation）所怂恿而命令自己趋向社会。”（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