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场被称为“文化转向”的变革。这场“文化转向”主张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关注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各种选择的政治、文化、历史等外部因素。任何译者，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文本的翻译都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安德烈·勒弗菲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它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本文拟以勒弗菲尔的“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张经浩和孙致礼的《爱玛》中译本进行研究，旨在探索译入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制约和操纵作用。《爱玛》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后期比较成熟的一部作品。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译入中国以来，深受人们喜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经浩译本和二十一世纪伊始孙致礼译本分别以其独特的特点成为当时的代表性译本。　　 第一章介绍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及基本框架。第二章概述了《爱玛》及其汉译本、所选译本的译者和操纵理论的相关背景，进一步说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可行性。第三章理论框架，回顾了操纵理论的由来、发展，以及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通过具体实例对两个中译本进行评析，涉及到文本选择、语义传达，文化传承、文风演绎、及其译文接受等方面，旨在探索张经浩和孙致礼各自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译本形成的影响。第五章是结论部分。　　 通过对比研究和定性研究，本文认为两个译本都符合当时主流的操纵因素，因此得以成功发行和传播。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对源文本的操纵。不同时期的译者在翻译同一作品时不可避免的受到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为了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使翻译文本被读者广泛接受，译者必须采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的策略来翻译源文本。这就解释了重译的必要性，并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为读者欣赏提供了更为理智客观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