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16至19世纪中欧绘画的相互影响，将绘画艺术视作文化投影，从跨文化交流角度考察该时期中欧绘画在对话过程中的互动，以窥现异质文化在相识之初的交流特点与模式。　　 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16至19世纪的中欧绘画技法与风格以及两地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尽管商业资本的成长与反传统思潮已初露端倪，但却不足以颠覆传统。欧洲则获得突破性发展：在政治体制与商业资本的同步发展中向近现代转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颠覆中世纪的神学文化迎来科学与理性的时代。论文认为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足中国与欧洲在吸纳异质文化时具有不同态度的重要原因。　　 欧洲画家将再现客观视为创作首要：中国画家则重表现心灵感受。双方都试图去再现想象中的“真实”世界，只是欧洲绘画的“真实”是视觉的真实；中国绘画的“真实”则是心理的感受真实。这种本质差异让中欧绘画在初遇时就难以正确地理解对方。　　 论文第二部分探讨欧洲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由于两地艺术及其文化观念差异甚大，欧洲绘画初入中国遭遇不解与拒斥。为迎合中国观众需求，营造天主教可被接受的“拟态环境”，耶稣会士结合对中国绘画的粗浅了解，对艺术传播的内容和手法做出适应性调整：将欧画的透视法和明暗法等科学性因素，糅入中画传统画法和材料实践，创造出“杂交”之作，以迎合皇室趣味：在题材上，舍弃耶稣受难像，选择圣母子像，以博得民众好感；同时介绍绘画技艺的学理知识，以满足文人需求。　　 中国观众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去审视他者，用中国标准品评欧洲绘画，在混杂着不屑与惊讶的目光中，形成对欧洲绘画的不同态度：或屈意奉承，如中国宫廷画师；或潜移默化，如中国文人画家；或主动效仿，如中国外销画工。尽管吸纳的目的与态度不同，但相同的却是对欧洲绘画的回应集中于技法层面：空间经营的透视意识、物象局部的明暗处理、设色方法的效果强化等。　　 论文第三部分论述中国绘画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与中国类似，欧洲观者仍从自我出发观照他者，用欧洲标准审视中国绘画。尽管不同于中国的抗拒，欧洲观者以狂热礼遇中国绘画，但这种狂热背后隐含着对中国绘画的大量“误读”。欧洲对中国绘画的吸纳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主题创作的中国情调绘画；同时融入欧洲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及其时代的想象，以夸张变异的中国图像，构建起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结论透过比较史学的视野，综合分析中国与欧洲的观众对对方绘画的评价与借鉴之异同：表面看来中国与欧洲观众对待彼此绘画的态度大相径庭，前者排斥后者追捧：但二者实质上却是相同的：都是按照本土标准衡量他国绘画，皆出于各自目的去剪裁出对方的绘画艺术形象，对彼此绘画的误读使欧洲与中国并未能真正领会彼此绘画的真谛。　　 尽管由于时代局限，双方都没能真正理解对方的绘画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但从这次文化相遇的历史意义来看，于中国而言，欧洲代表着非我，以之为参照，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我，故欧洲乃是中国在近代初期的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必要因素。反之，于欧洲亦然。中欧绘画艺术通过彼此差异更深入地认识了自身。这次收效不大的交流也为之后中欧绘画进一步的交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