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实践具有三千余年的历史3并形成以佛经翻译为代表的丰硕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关于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严复的研究则是三十年里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名字正逐渐充盈于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氛围的严复、其以八大译作为代表的翻译实践、其结合“信达雅”与“达旨”的“非正法”翻译理论及相关的评论与观察,形成了可称之为“严复翻译研究”的中国翻译研究子系统。从两位早期评论家吴汝纶(1840-1903)和梁启超(1873-1929),及第一位较全面评价严复翻译的贺麟(19021991)算起,严复翻译研究已历时愈百年并逐渐跨越历史、政治、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界限。一个世纪以来的严复翻译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也面临困境,回顾与展望因此成为必要并具有启示意义。本论文首先在中国翻译研究的框架内,为严复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历史回顾,阐明其历经的三个阶段,指出每阶段展示的主要命题及潜在问题。其次,基于对严复思想研究的观察,提出严复翻译研究的思想转向。再次,通过分析严复思想的成因和内容,描述其思想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并揭示其译作的历史后果。最后,研究尝试从严复思想受中国文论之“诚”的角度为“信达雅”提供新的诠释。论文展示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陈述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并介绍几个关键概念,如：严复、严复翻译、信达雅及严复翻译研究。严复翻译研究呈现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焦点是使用什么文字进行翻译及严译是否“信”的问题；第二阶段包括两个时期,即：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皆关涉翻译标准问题,后者并将焦点集中于“雅”；二十世纪末至今,严复翻译研究从中外翻译理论里获取了新的视角。同时,每个阶段虽有进展但蕴含困难并亟需关注。严复翻译研究困境出现困境,即如何面对严复翻译之“不信”。它列举导致严译“不信”的因素,如选择桐城古文、原著的难度、译者自身知识局限及囿于译者自身意识形态的刻意修改。研究指出正是这样的“不信”导致严复翻译研究出现新的焦点,即严复思想研究,并总结了目前思想研究的主要状况。严复思想与其翻译实践的关系得到细致的考察。通过对严复书信和著作的阅读分析,揭示严复思想的三大成因,即：中国传统熏陶、西学影响和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刺激。它也揭示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四篇论文里得以倡明的思想：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自强说、三民说(促民德、增民智、长民力)、渐进的改良主义主张及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等。严复思想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从此得到相应展示：创作《天演论》、翻译斯宾塞、翻译《论自由》及对文言文的捍卫。严复思想经由翻译对当时社会思潮及近现代历史的影响通过历史人物如胡适、毛泽东的陈述和反应得到展示。论文试图在严复思想观照下对“信达雅”进行重释。首先对前期“信达雅”研究进行综述,而后在严复自身的文本之内解读其“三难”的涵义。针对“信达雅”呈现的三个来源,即支谦(约公元前三世纪)在佛经翻译中的表述,泰特勒(1747—1813)三原则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诚”,“达”、“文”,本研究认为“信达雅”是以上三个来源的结合体并以“诚”为核心。严复自己的翻译准则可以“翻译立诚”加以描述。当思想家严复成为翻译家,他的思想必然成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的终极因素。本研究将严复翻译研究置身于中国翻译研究的宏观发展之中并展现出两者的紧密关联。研究将大量严复翻译研究的材料以英文呈现。研究希望为严复翻译研究的思想转向提供助力,使严复翻译研究走向新的突破。同时,“信达雅”得到重新审视。结语指出此论文的局限,如：处理大量研究材料,在有限的时间和篇章里安排几个重大问题,及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可能出现的失误；部分论述如严复思想、严复之“诚”有待进一步研究。严复翻译研究是个耗时且费力的宏大命题,但后续研究前景乐观。本研究认为,健全的思想研究将为严复翻译研究提供更深广的维度,而中国翻译研究也将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