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高晓声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在其父的影响下接触古典文学,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文坛崭露头角后不久,便因为“探求者”文学社团事件蒙受冤屈,遣返家乡劳动改造二十余年。1979年平反后重回文坛,先后发表了描写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并因塑造了像陈奂生这样有着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而引发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强烈共鸣,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迅速成为八十年代初大红大紫的作家之一几乎与之同时,以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晓声又陆续发表了诸如《钱包》《鱼钓》等与“陈奂生”系列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这种趋势贯穿高晓声后半生的写作终始,且伴随时间推移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成就了其别具一格的文学审美趣味。高晓声的这一类颇具古代笔记体小说神韵的创作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人被定性为“新笔记小说”的作品存在过一定程度的合流,但在以往众多的评述里,研究者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对李顺大、陈奂生等少数几个农民形象反复进行揣摩和解读,而对高晓声此类数量不菲作品的关注仅仅局限于零星散论,缺乏从“新笔记小说”角度着眼的系统分析与阐释,这不能不说是高晓声研究的一点缺憾。在汲取前人众多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开辟新的思路,以细读作家作品、考察其生平经历为切入点,运用叙事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通过丰富的文本话语引证全面剖析高晓声新时期以来的笔记体小说创作,归纳总结出高晓声笔记体创作的时代价值,客观评估其在文学史中的应有地位,为开拓高晓声作品的研究视域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全文将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作为绪论部分,首先立足于对“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新笔记小说”等几个关键概念加以细致、准确地诠释,进而罗列出高晓声所有符合笔记体文学特征的小说和部分实属“新笔记小说”范畴却被收入散文集的作品并从整体上把握高晓声“新笔记小说”的写作背景、成因,凸显出“新笔记小说”在高晓声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对古代笔记体小说传统的承继”和“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这两大框架出发,依照作品篇幅、题材选择、实录写作、叙述视角、语言风格的次序从五个角度系统梳理高晓声“新笔记小说”的主要特征和艺术渊源。再由浅入深指出作品里普遍隐藏着的强烈的民间乡土意识以及热衷于描述离奇的故事情节、刻画悲剧性的人物背后所体现出的对社会矛盾、现代人精神状态曲折隐晦地反映等写作主旨,全面具体地揭示其作品蕴含着的哲理深意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第四章围绕高晓声创作中“小说—散文”界限模糊性与两重性的现象开展论述,分析说明高晓声“新笔记小说”里的传统内核以及西方文学流派中的意识流等手法对高晓声创作实践产生的影响,着重于探讨高晓声的笔记体创作在由传统走向当代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转化与整合。结语部分将叙述重心收回至“新笔记小说”大量涌现时的社会背景,点明高晓声的此类作品兼具寻根与先锋文学的艺术特质,是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思潮的融合之下绽放的一朵奇葩。从文学史的高度肯定高晓声此类作品的艺术追求和历史意义,宣告其“新笔记小说”存在的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