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结构转型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管理层的关注和重视，中国报业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和相对特殊的发展环境背景下，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使自身发展到今天的样态、规模和结构，在新技术环境下将如何应对？本文提出中国报业结构在新时期经历了三次转型，即从单一到多元，从多元到集约，从集约到融合三次转型，并对三次转型的动因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在把握中国报业结构转型的特征和趋势基础上，得出中国报业结构的增量转型模式。　　中国报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时间中，经历了三次(包括正在经历的转型过程)报业结构转型，三次转型各有特点。在从单一到多元转型的这一阶段，反映报业结构转型的是四类报纸的发展与背后反映的功能诉求。反映经济理性诉求的行业报;反映行政理性诉求的县市报;反映受众需求诉求的晚报等适应读者需求的类型报，反映市场竞争性本质的都市报。这四类报纸出现，是对原来单一的党报格局的完全改变。集约成为新一轮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因为报业结构多元化转型完成后，随之而出现新的结构失衡。结构均衡的目的是为了最好地实现报业的功能，在新的失衡中，市场结构失衡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报业结构失衡的主要矛盾。具体到报纸而言，都市报的出现与发展使报业结构由多元向集约转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现实需要。而报业集团的实践，则是报业结构转型的主角。这一次转型的特点是市场开始在中国报业结构的转型中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文章首先从多元向集约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谈起，分析了都市报带来了成型的市场后形成的可能性;阐述了都市报带来了同质化竞争出现的必要性;同时，都市报积累了经济基础，规模化成为内在动力。可以说，中国报业结构在进行了一次并不是很成功的多元到集约的结构转型后，已经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下一次转型的旋涡。这一次的结构转型，不仅仅是数量和布局，报业遭遇到介质的挑战，结构转型也就必须围绕媒介形态、内容、组织等新的领域展开。这是一次由集约向融合的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新型的集约方式，加之此次转型尚在进行中，故融合相对集约和多元而言，可以认为是一种更高级的方式或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概念，也许从宏观来看，媒介融合还只是一个发展趋势，完全的媒介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等新的媒介产品，正是媒介融合过程的产物，无论它们未来的发展前景怎样，关注这个过程都是必要的，也许能更好地对结果做出预见。　　对中国报业结构转型动因的分析，是把报业结构转型放到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论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界对报业功能与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报纸事业到报纸行业，再到报纸产业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反映了我国报业工作者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办报这一社会活动中所蕴含的经济特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这种认识上的深化，本质上是同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相一致的。伴随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报业的功能在市场化的冲击下由纯粹的喉舌功能开始向多功能转变。报业功能的转变带来报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党委机关报外，风格不一、价值定位各异的晚报、都市报、专业报等竞相发展，报业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梁衡在1995年提出报纸具有政治属性、信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四个属性特征。在确定报纸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报纸功能与结构就处于一个系统合力的作用下从一个个均衡到失衡再到均衡。期间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主导性力量在起作用，但从报业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看，是一个合力的模式。从中国报业结构的实践看，基本可以概括为:政治是决定性力量，市场是推动性力量，技术是变革性力量，全球化是渗透性力量。这也是推动报业结构在不同阶段转型的主要力量。　　我国报业格局基本形成全国性报纸、地区性报纸、行业性报纸分割的市场局面。现在，对报纸的数量与格局的调控，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这些手段包括:对报纸准入的控制;对报纸出版秩序的控制。我国每次涉及报纸的关、停、并、转的整顿，都是以红头文件形式的出现，报社退出方式多采用行政性指令进行划转、合并的方式，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据报业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主导进行的，并不是由市场行为主导完成。当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报业市场的清理整顿，对优化报业资源的配置，维持合理的市场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市场的力量对报业结构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市场化报纸的出现和兴起，以都市报和周末版的发展为代表的市场报纸力量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表现了市场诉求。第二阶段则以报业集团的组建和发展为标志，体现了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规模化的整合要求，也体现了市场在特殊条件下和政府的"合谋"。而技术与报业结构的关系，也可以总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技术力量主要表现为数字化。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报社都建设了基于网络的电子出版系统、新闻采编系统等生成业务管理系统，全部实现了全数字化的信息生产管理。大部分报社建立了自己的"资料数据库"、新闻网站或报纸电子版网站。这说明数字化已经化入报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全球化力量可以概括为资本的力量与文化的外衣。报业经营环境在中国加入WTO后发生变化，跨国传媒通过市场逐步参与我国报业竞争，虽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跨国传媒还是根据我国的具体环境，选择了多种多样的进入方式。比如，通过内容和品牌合作进入、通过控股或参股形式进入、通过对等交换方式进入、从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领域寻求突破、实行本土化运作。就像技术是通过改变需求作用于结构一样，全球化是通过规则、资本、技术和文化的力量左右媒介生态环境导致报业结构的转型。全球化当前对中国报业来说，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文化渗透的影响力。　　论文介绍了西方国家数字化背景下报业结构转型的几种形式。西方报业主要从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了主动或被动的转型实践。一是市场结构转型。报业的转型动作初期基本围绕市场竞争进行。二是产品结构转型，西方媒体在新技术条件下迅速地进行了产品结构的市场配置。三是组织结构转型。西方报纸媒体通过市场竞争，对产品结构与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积极地应对新技术对报业带来的挑战，应该说这种转型也处在实验和被动应对的过程中，但他们的反应速度，转型的路径与驱动力，调整的思路等都值得借鉴。　　中国的报业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挑战，与西方报业有一些区别。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转型的主动性相对较弱，是因为原有的竞争主要在同介质的媒体中进行，市场格局通过都市报对受众和广告市场的争夺已经形成一个大致稳定的局面。因此，中国的报业在数字化面前的转型又一次遵循了"上下合谋"这么一个路径。在各报业集团纷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不同程度调整的同时，新闻出版的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数字报业的概念，并把数字报业作为发展方向写入了行业的《全国报业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同时在2007年组建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中国的报业将市场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逐步转型的过程化解在许多顺应市场挑战的具体行动中，而由于行政、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使应对挑战的主体有更多行政的影子。这种由政府组织主导的报业结构转型，实际上是一次产业整体升级，因此，行业主管机构对报业变迁的理解程度、把握力度将很大程度决定这次转型的顺利成败，尤其关乎我国报业今后一个阶段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从报业转型的模式来看，这一次存量转型的部分将远远超过以往，因为技术的进步具有不可逆性，在这样应对变革的结构转型中，不进则退。　　通过对中国报业新时期三次结构转型的过程和动因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报业结构从格局、路径表现为增量转型和存量转型两种模式。增量转型模式以不触动现存利益格局，不直接打破现有结构为前提，通过新的增量来改变报业结构;存量转型模式则直接针对现存利益格局和结构进行重组式改变。综观这三次转型，无不是遵循这两种转型模式进行。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种改革推进模式。因此，本文根据中国报业结构先通过增量试点式的转型，进而推动存量结构的改革特点，提出中国报业结构转型的增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