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法学界对于目前应否运作判例制度尚无定论，判例的价值却得到了普遍认可。因为抽象的成文法典难以包含可能出现的复杂的现实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部法典是没有漏洞的”，立法者必须突破法律调控模式的封闭性，借助一切可能的调控模式弥补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其中法律解释的合理存在为开放的灵活的判例提供了发展空间。进而，为适应刑事司法上的实际需要，建立相应的刑事判例体系理当成为目前刑事法理论研究中的重大论题。本文共分为四部分，正文约38，000字。第一部分，分析判例、刑事判例等的基本概念、性质、效力定位。在概念定位上，刑事判例是指由法院创制的，能够提供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并为以后审理类似案件时予以遵循的刑事判决；在性质定位上，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适用解释，其解释的方法是通过个案来明晰法律规范；在效力定位上，刑事判例应当具有普遍约束力，但由于刑事判例是建立在刑事制定法基础上的，其功能只在于解决刑事制定法的具体适用问题，因此其效力层次低于刑事制定法规范。第二部分，通过比较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刑事判例制度，笔者形成了以下基本结论两大法系对于判例的态度正逐渐趋同，尽管在适用判例的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判例不再是某一特定法系的“专利”，而是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两大法系通过吸收和借鉴对方优势的方式，弥补自身的不足，还成功保留了各自的历史传统。同时，在简要考察中国传统法中的判例做法以后，本文认为虽然我国古代判例制度不象英美国家判例法那样有严格的生产和运用程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官“造法”，但在坚持法治原则基础上，借鉴它的技术原理，对当今时代有效借鉴判例法仍有启发。第三部分，论证我国刑事判例制度化的可行性和现实基础。由于制定法存在不周延性、表述的模糊性和可能存在不合目的性等缺陷，因而需要法官对制定法做合理解释。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承担着清晰解释规范条文意域和意思，以及弥补制定法缺陷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过于抽象，个别司法解释存在越权现象。可见引入刑事判例制度，对于改进我国法律解释体系，提高司法活动质量是有益的。尽管目前的状况下，仅仅设想通过建立刑事判例制度就能解决现有刑事司法运作中的一切问题，恐怕还不现实，不过，我们有理由期待借此促使刑事法运作更合理，具体规范涵义得以准确把握和兑现。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扩大“判例”指导作用的明显迹象，一些地方法院加大整理和适用“判例”的尝试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公布典型案例指导司法实践。这无疑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刑事法制发展的走向，也为法治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具想象和创造的空间。第四部分，论证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前景。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最终诉求是形成以刑事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以刑事判例解释制定法的法律体系。其中判例以案件为基础，它使得据以裁判的刑法条文得以具体和明晰，形成细化的定罪量刑标准。这种标准作为判决的法律结论不仅仅适用于所涉及的特定案件，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运用到以后所处理的类似案件。但在我国，判例的效力应当低于制定法，法院只能依据刑事制定法规范确定罪名和选择适用法定刑，绝对禁止刑事判例突破刑事制定法规范的限制而自行创制罪名规范和法定刑规范。刑事判例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仅仅笼统地、宏观地理解“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价值内容——公平、正义、自由——这一刑法所追求的首要的、最终的目的。而刑事判例在真正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促进立法与司法的统一，实现刑法的终极目的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