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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探讨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以下简称护生)手机成瘾倾向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为高职护生手机成瘾的早期预防提供理论支持。方法:整群抽取某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大一、大二两个年级的学生共1446人,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和自行编制的基本情况问卷进行调查,所得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高职护生手机成瘾倾向总分39.39±10.13,条目均分2.46,略低于中值数3;在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之间手机成瘾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的手机成瘾得分高于男生(t=-2.929,P<0.05);大二年级护生的手机成瘾得分高于大一年级(t=-2.220,P<0.05);而在不同户籍、是否独生子女之间手机成瘾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高职护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在不同性别、不同年级、户籍、是否独生子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在父亲“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得分均高于女生(t值分别为3.014、3.043,P<0.05),男生在母亲“过分保护干涉”、“惩罚严厉”得分均高于女生(t值分别为2.078、2.023,P<0.05);大一学生在母亲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得分高于大二学生(t=2.706,P<0.05);独生子女在父亲“过度保护”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t值分别为2.350,P<0.05);城镇的护生在父亲“过分干涉”得分高于农村护生(t=3.125,P<0.05)。3.高职护生手机成瘾总分与父亲的“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67、0.205、0.190、0.154、0.135,p<0.05);戒断症状得分与父亲的“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37、0.165、0.142、0.130、0.090,p<0.05);突显行为得分与父亲的“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过分干涉”、“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38、0.184、0.181、0.180、0.163,p<0.05);社交抚慰与父亲的“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65、0.152、0.151、0.120,p<0.05);心境改变与父亲的“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过分干涉”、“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17、0.168、0.151、0.100、0.080,p<0.05)。高职护生手机成瘾总分与母亲的“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偏爱被试”、“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16、0.212、0.183、0.151,p<0.05);戒断症状得分与母亲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62、0.159、0.138、0.109,p<0.05);突显行为得分与母亲的“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56、0.230、0.187、0.180,p<0.05);社交抚慰与母亲的“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46、0.139、0.136、0.119,p<0.05);心境改变与“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惩罚、严厉”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60、0.147、0.138、0.088,p<0.05)。4.高职护生的父亲“过度保护”、“偏爱被试”因子、性别、年级、及母亲的“拒绝否认”对护生的手机成瘾倾向有正向预测作用;而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对护生的手机成瘾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1.高职护生在手机成瘾倾向问题较为严重,以女生、大二年级护生手机成瘾倾向更为严重。2.不同性别、年级、户籍、独生与非独生子之间的护生父母教养方式不同。3.高职护生的手机成瘾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相关。4.父母教养方式对高职护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直接或间接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