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推进，给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挑战，而首当其冲的是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进行了权力调整和国家治理转型，国家将部分权力上移到国际组织，又将部分权力下移到城市和区域层面。同时国家还将部分权力外移给市场和社会，鼓励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治理转型相关联，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主要表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经济力量的兴起以及全球城市、城市区域和全球城市网络的涌现。而城市在国家政治和全球治理中主体意识的苏醒则是看不见的真正“城市革命”。城市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不仅获得自身治理中的更大自主权，而且开始将触角伸向国家统治的尺度和领域。城市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体地位，而且开始树立自身在多个治理层次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调整逐渐成为不同治理过程的关键。因而，研究和理解城市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对认识全球化下的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有着重要价值，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所在。　　本文以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化为研究对象，采用全球视角和理论研究，以城市和国家概念的界定为基础，建构一个全球化下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总体变化，并进一步在一个多层次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在不同层次的治理中的具体过程，从而提取出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本质，最终指出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现实走向和可能的理论进路。依据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从地域性概念入手界定全球化、城市和国家的基本概念，并进一步提炼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从而形成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城市与国家关系是指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组织形式，城市和国家之间以权力为基础在制度调整、治理过程、政策选择及其自身转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过程促动了城市和国家的尺度重构和地域重组，并使得全球化下的城市与国家关系逐渐向多个尺度扩散，并成为一种嵌入在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参与到多个尺度治理的过程中，并被多个尺度的社会政治力量所影响的主要结构关系。它主要嵌入到三个治理层次和治理过程即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互动、矛盾、冲突、合作等活动主要展现在这三个尺度的治理过程中。因此，多层次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框架既可以从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审视全球化下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新变化和新调整，也可以从城市、国家与全球治理层面考察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变化。该部分构成了本文第一章。　　第二，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研究。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梳理城市与国家关系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以及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并分析城市与国家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和逻辑。本文认为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矛盾性与一致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两个总体趋势:一个是城市与国家之间从城市统治到国家统治的演进，另一个是城市与国家之间从高度分化到高度整合的演进。然而，在全球化下，城市自主权力的强化和自主意识的觉醒使得城市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从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体系中逃离出来。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整合走向一定程度的分化，从国家统治走向了适度分治和共治。该部分构成了本文第二章。　　第三，分别从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三个治理层次分析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包括第三、四、五章。　　第三章:城市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城市治理过程中，分析城市及其权力如何嵌入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和审视国家制度调整对城市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治理转型和国家城市政策调整对城市的影响。本文认为，从制度层面来看，现代城市无不镶嵌于国家制度之中，其中国家基础制度从根本上规定了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全球化下的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同时改变了国家和城市的各自角色和体制，而且也引发了城市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治理层面来看，全球化下的国家治理体制调整推动了处于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转型，而国家治理的尺度重构则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尺度上收和下放加速了全球化城市区域的崛起。从政策层面来看，全球化下的国家城市政策依然是国家调整自身与城市关系的最直接工具，也是影响城市事务的重要力量，同时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治理和发展的要求。　　第四章: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国家治理过程中，分析城市崛起对国家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探讨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作用，并考察城市如何影响和支持着国家转型。本文认为，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也已经密不可分，存在冲突的一面却又相互依赖。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崛起为国家治理带来了风险和挑战，而基于城市权力和城市权利要求为民族国家形成了压力。城市又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空间和战略地域。城市不仅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空间，为国家治理必要的社会基础，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仅如此，全球化下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转型和治理空间调整，而其实现又依赖于城市尺度的治理调整和空间重构。　　第五章:全球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全球治理过程及其变化中，分析城市主体地位的提升，探讨城市相对于国家的优势和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和影响，并接着分析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和国家的回应与调整。本文认为，在全球治理层面，城市与国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同样是既存在冲突性，又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不能隐去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性，而全球城市也无法完全取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与其说全球治理的转型反映了主权国家的衰落，不如说是国家权力的回调和适应。主权国家一方面回缩部分权力以满足全球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继续扮演着规则提供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①全球治理没有消除国家的自主性，反而突显了国家的自主性。对于全球城市而言，即便不能引领全球治理结构及其变迁，至少它们可以提供更有创意的、更符合可持续性和更适应人类进步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整合全球治理结构。与国家间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不同，城市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更多基于合作机制，能够为全球治理结构注入更多柔性和弹性的元素。　　最后，本文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本文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即城市与国家之间呈现的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和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是矛盾冲突与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下，城市与国家关系未来将走向一种“尺度政治”。城市和国家在各自的治理被多尺度化的力量渗透和参与的同时，它们也参与到其他尺度的治理中，并与其他尺度力量展开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城市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开始改变着城市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面貌和结构，而且其自身也在这种多尺度的治理变革中被重新定义。“元理论”将是未来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的理论进路。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思考和研究是关涉到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元理论，有助于实现现有知识体系的更新或重建特别是推动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研究、拓展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的视野和促进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