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代初,沦陷区上海的文化事业并未因为外敌入侵而发展停滞,相反,以期刊出版的踊跃为例,此地显示出一种百舸争流、极富活力的文化景观。本论文尝试借助考察《万象》的文本构成,分析沦陷区文学场域的特征、文艺界在言论受制于新闻检查制度时的应对策略；通过解读该刊“包罗万象”景观的构成要素,梳理出刊物中隐现的“雅”“俗”互动关系。继则通过比照杂志前后两任编辑的思路,进一步探讨五四之后新旧文学与读者的离合关系、各文学阵营关于文学功利意义的思考。与《万象》同一时期发行的其他几份重要文艺刊物,如《大众》、《春秋》等虽在名气上不及《万象》,本文也将就它们具有的共性等话题展开论述,从一九四零年代“雅”、“俗”文学阵营不断地自我校正、自我完善的轨迹,来观照文学在现代市民文化空间内所具有的丰富可能性。　　 导论部分对五四文学运动兴起之后长期存在的新旧二元对立局面做了概述,随着以“人的文学”为口号的新文学阵营获得话语权,其“重估价值”、对一切传统文化都展开猛烈抨击。通俗文学因为没有理论支撑,渐渐趋向被知识分子遗忘的角落。但1940年前后的社会形势为“新”与“旧”、“雅”与“俗”的合流创造了契机,而此时出版的《万象》正是体现了战争环境中不同文学阵营之间的妥协、文艺思想的融合。　　 论文主体部分为三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借助历史文献勾勒出1941年12月“孤岛”沦陷之后的上海社会景观。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日军文化宣传政策、战时经济政策等复杂因素层出不穷,都对上海的文化市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万象》却因为避开政治敏感话题,“在政治和风月以外”关注“日常生活”,以平和姿态暗讽时弊,成为上海最畅销的刊物之一。不管来自哪一阵营,沦陷时期的文化人都身处政治不自由、经济不宽松的环境中,由此,胡山源、沈寂、师陀等人,才有了契机与平襟亚、程小青们同时出现于《万象》等文学立场不很鲜明的刊物。《万象》贯穿上海沦陷时期始终,它的出版风格不得不受制于沦陷区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它也以纷繁多样的期刊内容展示了当时的社会图景。第二节顺承上文对文本进行分类,从文言散文、学术论文、各式小说、大量剧本、译文等的并列,将《万象》自身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做了梳理,从中引申该刊所具有的市民文化中庸特性,而正是这种气质使杂志安然存活。　　 相对于第一章主要分析时空背景、刊物概观,第二章则着重讨论《万象》中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论文从《万象》刊登的文学作品入手讨论“雅”、“俗”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描述其生成过程。戏剧素来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在此时因日本人对其管理相对宽松,创作、改编剧本都获得作家重视并产生艺术佳构,如柯灵与师陀合作的《夜店》。“雅”与“俗”互为资源,较为突出的成果另外有平襟亚所作的“故事新编”小说系列与胡山源的“明季忠义故事”系列。这些作家以曲笔感召读者,“春秋笔法”之下鼓动读者的民族感情,从而实现间接的文化抵抗。这是“雅俗互动”在现实功利意义上所能达到的向度,而于文学本身,雅俗互动现象预示着文学写作可以从庙堂与民间两端之间寻到平衡点,完成对“新文艺腔”的反拨。1941年创刊之初,编辑陈蝶衣便以“学生文艺选”栏目为窗口,鼓励非专业作家的参与,众多读者积极投稿且佳作居多的事实证明刊物对补益当时社会的文化景观确有实绩。此外,我还考察了杂志两任编辑——陈蝶衣与柯灵的编辑思路、文学观的异同。正是二人在文学功利意义的认识上“求大同,存小异”,酝酿出全刊大框架内的“雅俗互动”特征。　　 第三章中的论述扣住1942年年底《万象》组织“新通俗文学”大讨论展开,陈蝶农等人在论文中充分说明在战争废墟中发展通俗文学的重要性、理想的通俗文学所具有的特性、作家应该如何参与“新”通俗文学的建设中等议题。这次文学讨论的内在逻辑与矫正新文学在二十年实践中沉积的问题有关,但归根结底是对文艺与大众之间亲疏关系的考量、进一步对文学“新内容新观念”的提倡。正从这一点可看出《万象》在圆融温和的外表下仍保有挥之不去的启蒙理想。在客观把握现实处境的前提下,《万象》温和的编辑风格带来雅俗互动的局面,它成就了刊物在商业与文化两方面的成功。将《万象》与《大众》、《春秋》等几份同时期上海文艺刊物并置进行研究比较,可见出它们在不干涉政治时局、注重扩大受众面等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我借用沦陷时期一位文化人对这些刊物的说法——“软性”刊物——来指称这一类出版物,它们承接了上海近代以来一直秉持的文化特性,以海纳百川的襟怀,充实了沦陷时期的文化空间。　　 结论部分则总括正文论述要点,从现实处境、文化空间、编辑策略等方面概述《万象》的成就与得失,并进一步肯定文艺期刊在文学研究上的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