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新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演变为文明间的冲突。在宏观层面上,这一冲突表现为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冲突,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概而言之,由于存在于文明间的天然差异,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在关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崛起这一问题上,亨廷顿基于西方资本列强发展的历史过程,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所有其他工业大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1因此,中国没有理由拒绝谋求世界霸权的诱惑。客观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不乏新意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解释模式的确在现象上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并且在解释当今世界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日益激化的矛盾时似乎显得尤为切合。然而,由于其非历史性的、主观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理论本质,文明冲突论虽然在现象解释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真正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时就显得束手无策了。作为一种必然的归宿,文明冲突论迅速遭到了来自同一层面的众多国际理论的袭击,并且作为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众多观点之一种消遁于无休止的争吵之中了。因此,思想要冲破粗陋的经验主义与单薄的因果律的藩篱,若要真正深入到当今国际冲突的根源与本质中去,就必须具有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就必须展开针对亨廷顿理论体系中隐秘的哲学前提的根本批判,即关于其无批判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立场的批判。正如一切事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被镶嵌在特定的历史座架上的存在者一样,一切理论也不过是特定的现实历史语境的产物。必须从现实物质世界的文化机制、权力构架及其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一切历史生成的观念与理论,才能对之形成有效的批判。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原则高度。一个非常明显但却总被忽略的问题是,现代国际冲突始终是也必定是在现代文化建制中展开的。正如在资本文化的时代不懂得资本就无法懂得地租一样,在当今世界,若要真正理解国际冲突的根本缘由就必须深入认识以“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内在结构与权力构架及其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作者以为,若要真正步入现代性问题的堂奥,至少以下两种批判路向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其一,法兰克福学派对以冲破愚昧与野蛮为基本特征的理性重新倒退为一种野蛮的现代神话这一自我否定过程的揭示。理性的双向维度与吊诡的本性早在韦伯关于现代文明的社会学描述中就已经袒露无遗了。依循韦伯的批判路向,法兰克福学派借助于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自我同一运动的形式,极为出色地揭示了现代理性剪灭与吞噬一切非概念的、非同一性的暴戾本质。其二,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不同时期分别对依附于现代文明机制之上的资本与技术展开的本质批判。作为现代文明内在机制的集中体现,资本不知餍足的本性与技术进步强制的特征鲜明地昭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定向,并且作为这一意识形态的侧面充分提示了隐匿于其后的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因此,对于资本与技术本质的批判若要真正彻底,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清算结合在一起。在完成这一任务的道路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是我们时代的先行者与引路人。关于现代性社会机理的领会为我们深入批判作为亨廷顿思想基础的现代美国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本质重要的视角。美国卓异主义作为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一度是美国“卓尔不群”的政治行为的理论支点。然而,在当代世界资本体系的框架内,作为一种扫荡一切、夷平一切的现实力量的资本原则必定彻底掏空并且根本瓦解美国卓异主义的现实基础。尽管二十世纪的美国政治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披着神圣的道德外衣,尽管当代美国外交理论就其内容而言异乎寻常的丰富多彩,然而,借助于葛兰西一再强调的“文化话语霸权”的重要性,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美国的外交实践完全服从于、并且不折不扣地服务于现代资本发展的内在原则,即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怎么可能是一个例外呢?一个摆放在我们面前的也许是当代中国最为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性文明机制与世界资本体系的双重架构下,现代化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未来,果如亨廷顿所言只不过是又一个毫无本质差异可言的资本实体成为世界资本体系中的一员,并且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世界霸权的争斗之中,还是要走出一条卓然不群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一个必须承认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正处在其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与现代化方向选择的当口。在这里,任何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与悲观的经验主义态度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必须承认,中国文化的未来,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尽管任何关于中国未来的探讨都是对于中国未来的一种实践性参与。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当一种历史的解蔽方式不期而至之时,它必定表现为一种不可遏阻的强制性力量,我们只能怀着虔敬与期许之心默默等待。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民族的未来仍然还有憧憬与信心,就应该看到,中国就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基础而言,无不暗示着其不可能发展成为诸如西方资本列强一样的众多资本实体中的一员。本文认为,现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基于以下基本原则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其一,这一实践必须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它必定也必然体现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返本开新。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绝不可能、一丁点都不可能超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地而自行展开。因此,和平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必然作为一个有机的环节被收归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将这一文化精神植入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理论探讨,那么,我们就与亨廷顿先生走上了同一条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态度。惟有批判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它。其二,这一实践必然本质地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现代化生活本质的占有与享用内在勾连在一起。它必然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的全面绽开,它在扬弃了现代理性的抽象本质的同时,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若要真正具有本质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必须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的现代生活实践,就必须产生一种真正具有历史维度的感性生命体验与感性生命活动,就必须表现为依循本民族的伦理价值资源的内在原则的对资本精神的扬弃。据此,就其否定性的一面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展开意味着对于现代文明的本质批判与扬弃,意味着对于世界资本体系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它必定撼动这一体系的根本原则。伴随着这一革命性的历史命运的展开,早已被癫狂的理性生活撕扯成碎片的人的生活将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早已不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实体性联系将再次具有普遍可能性。就其肯定的一面而言,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并且恰当地应和了现代生活的道德原则与感性意识将真正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在整个世界绽开,人类将在它全新的世界历史的起点展开全新的感性活动与自我创造,而这-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不折不扣地体现为自由。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就现实物质意义而言是世界的福音,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许会为世界各国探索符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某种难能可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