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聚焦于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多元论，对伯林浪漫主义思想的专门研究则付诸阙如。伯林对启蒙运动的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分歧一直保持着热切的关注，二者之间的问题和冲突是伯林观念史研究的核心之一。浪漫主义作为启蒙主义的首要反对者，使得伯林对浪漫主义持有一种同情与关注。此外，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理念也对伯林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近两个世纪的浪漫主义研究历史中，浪漫主义的概念经过历史的沉淀和不同学派的阐释而显得混乱缠绕。伯林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拒绝对浪漫主义作出明确的定义，认为只有用一种历史的方法，通过回顾浪漫主义时代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观念的变迁来考察这一思想概念才是可行有效的。伯林用观念史研究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关注观念的变迁，就浪漫主义的发展轮廓和核心观念两方面对浪漫主义作出了系统梳理。伯林看到了浪漫主义的局限，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浪漫主义在后期陷入逻辑的死胡同。但总体而言，伯林对浪漫主义持批判性赞同的态度，且高度肯定浪漫主义为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和生命力。同传统的文艺领域的研究、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角度的研究以及洛夫乔伊共时区分的观念史研究相比，伯林的观念史研究方法和其多重身份、多元主义视角使其浪漫主义研究别具一格，刻上了伯林式的个性烙印。浪漫主义在现当代的批评潮流中不断“现实化”，现代性、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等在探求其思想根源时追溯到了浪漫主义。同一般研究者不同，伯林更为关注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源流关系，自由主义是伯林所确认的浪漫主义的最终归宿。伯林对二者的源流关系的解析，既为自由主义注入了新的理论源泉，也重新激活了浪漫主义在当下的生命力。伯林对浪漫主义思想的研究不仅对伯林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对浪漫主义的研究谱系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