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的区分和改革缘由的阐释。所谓刑事审判方式是指裁判者和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在刑事审判中所采用的步骤、行为和程序，以及他们在刑事审判中的地位和彼此间关系的形式的总和。刑事审判方式和刑事诉讼构造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现代西方两大法系刑事审判方式的类型，表述为“对抗式”和“审问式”更为贴切。维持或重建法院司法地位合法性，提高其刑事裁判权威性和降低刑事司法风险是对刑事审判方式进行改革的原始动因。而新设制度的无效，在变法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的政治需求，则是改革采取渐进性策略的原因。第二部分对我国近二十年来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历程进行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梳理。其中，在庭前阶段，案卷移送逐步由全案制变为了部分制；庭前审查由实质性变为以程序性为主。在庭审阶段，裁判者的意志更为独立，角色更加中立；同时，控方地位逐步当事人化，而辩方诉讼主体地位则日益强化。此外，在保障裁判者直接审理、传闻限制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进展。但是，改革所存在缺陷和不足仍是十分明显的。如：侦查起诉机制的强职权化与新的“控辩式”审判结构之间存在不协调；庭前阶段的改革，不仅没能使法官的庭前预断完全排除，且损害了辩方对证据的知悉权；控辩审三方角色错乱，都具有双重性和不合理性；审理原则和证据规则仍欠完善。第三部分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改革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行实效进行了考察。诉讼案卷的庭后移送，使法官在庭审时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悉心听取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和辩论，直接导致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盛行，架空了庭审。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地位和诉讼能力依然失衡，理想中的“三角构造”远未实现。证人出庭率严重偏低，书面证据畅通无阻。司法裁决的行政化传统并未消融，裁判者无法独立。非法证据在实际上很难被排除，刑讯逼供等侵犯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第四部分归纳了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得失，并着重分析了导致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至今为止，我国刑事庭审形式化的弊端依然存在，且新问题随着改革的延伸而渐次产生。但是，这些改革却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是在其自身变革历程中具有过渡性作用，并且，在刑事诉讼构造的整体变迁中也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擎作用。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不合理，立法技术的不成熟，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司法资源的匮乏则是导致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总结了这一改革对我国今后的刑事程序修法活动所具有的现实启示。这些经验或教训主要包括：司法体制改革是刑事程序变革的前提，任何刑事程序改革都不可以、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司法体制现实。今后，我们要进一步重视立法技术的研究和实践，以防法律从颁布之日起就面临着被规避或虚置的命运。所有改革都应立足于但同时也决不能过分迁就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另外，在强化理论研究，从而为立法提供更全面的指导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在制度变革前加大对其进行试验的力度，以提高立法的精度和效度，降低立法风险。最后，我们还须密切关注域外立法动向，以免白走弯路或拾人牙慧；并且，还要不时地回顾我国过去的修法实践，坚持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