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界发生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从单纯的语言层面进入到了文化层面,研究的焦点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转移,从之前的“怎么译”转移到“译什么”和“为何译”等问题上来,丰富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而产生的操纵翻译理论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在中国被迅速地引介和应用。操纵翻译理论以“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为三个核心因素,将翻译研究置于传统的语言层面外更广阔的文化、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语境中。操纵论的提出为多维度、更加客观和准确地做译本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中庸》作为《四书》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自成书以来便备受关注。包含于《中庸》一书中的哲思因素,使得其成为《四书》之中最难理解也颇受争议的一部书。在中国典籍的英译史上,理雅各的《中庸》英译本作为标准译本而广泛流传。本文试图运用文化操纵理论,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方面对理雅各《中庸》英译本的生成机制进行解析,同时反过来检验文化操纵理论的普遍适用性,针对其理论局限性,有的放矢对其进行完善。本文主要以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赞助人三个层面对理雅各《中庸》英译本进行分析。文章主要运用例举法和描述法,首先探讨了意识形态对理雅各翻译活动的操纵,其中包括了意识形态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其次从理雅各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流诗学形态和理雅各自身的拉丁语诗学形态两方面对理雅各翻译活动中的诗学因素进行了举例分析,最后探讨了赞助人在理雅各翻译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从而得出赞助人较之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在理雅各《中庸》的英译过程中所占的操纵比重较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