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定时代与社会的产物，作曲家其创作行为，及其所依托的文化观念，自然会受制于其时的文化生态。然而，不管这些来自外部的约束有多么强大，也尽管他们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摆脱那些制约。但作为社会个体的艺术家，或出于本能，或出于一种自觉的个体尊严意识，他们中的某些人，总会在这样一种约束中寻找出路。这种带有文化突围性质的自主冲动，也必然在社会义务（在20世纪50-60年代，更多地体现为政治义务）与个人文化权利（审美选择、艺术手法选择、艺术价值观的坚守与趋附选择）之间，形成了种种或显或隐的抵牾。也正是这种抵牾，昭示了艺术家个体某种权利诉求与个体尊严感。本文无力解读就解放初期17年间，中国音乐家群体在其时的社会或文化生态规限之间是以何种方式得以妥协的。而是试图通过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作曲家个案，以揭示这种困惑与个体选择。本文选择了该时代具有影响力的作曲家施咏康的生活状况、及其早期三部管弦乐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作曲家的创作行为，和潜藏于早期三部管弦乐作品的音响表征，以及相应创作技法中具有前提性的音乐观念、审美趣味；继而，再将这些创作作为一个个体文化事件重新置放于宏大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加以把握与阐释。从而说明，一位有觉悟，有尊严感的作曲家，如何与十分过分，乃至严酷的社会规限之间，在有限妥协的前提下，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抗争，即所谓的文化突围。从而昭示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艺术家个体尊严与个体文化权利的隐秘诉求，也试图说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当代音乐家为弘扬音乐文化，展露自己的才华所面对的现实窘境与个体价值艰难的实现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