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提出要建构一种“诗性文化”,这是一种取代了宗教和哲学主宰地位的文化,这就是说人们不再渴望通过接触上帝或者真理获得救赎,而转向选择阅读文学作品以不断拓展想象力的边界。对于生活在“诗性文化”中的成员而言,他们放弃了对普遍本质的追寻,希望发现雪莱称为“未来投向当前的巨大阴影”。小说和电视节目,逐步替代布道和论证,肩负着促进道德进步的责任。想象力成为救赎的惟一源泉,也据此成为罗蒂建构“诗性文化”的立足点。因此,罗蒂主张在“诗性文化”的乌托邦中“放弃理论,转向叙事”。这一转变“表示我们已经不再试图利用一个单一的观点来涵盖生命的一切面向”,而选择用创造性的洞见代替理性的证明。在此基础上,罗蒂的“叙事伦理”作为“诗性文化”中的伦理范式,具有双重意蕴。按照罗蒂私人/公共领域的划分,从“叙事伦理”偏重“伦理”的层面出发,“叙事伦理”在私人领域体现为自我人格完善,在公共领域则体现为社会建构的正义基础;从“叙事伦理”侧重“叙事”的层面讲,“叙事伦理”体现为一种“小说伦理”,小说成为反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个人教化和人类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罗蒂的“叙事伦理”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的逻辑必然。通过建构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文化,罗蒂为我们思考自我、社会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