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形式纷繁复杂,在商业环境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又有其独特的操作优势,使许多资本形式以这样的商业组织进行主体设计,在社会中进行经济活动。在股权交易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这一概念一直被关注着,这一权利的行使条件和程序在《公司法解释四》颁布之后逐渐明晰,但在此其间的相关规范在细节上仍不甚明了,存在着一些疑点与立法空白,且其中程序性规定偏多,但对于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模糊化将影响股东优先购买权之正常行使及其效力判断。若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之制度架构不合理,则可能破坏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性,不利于公司的有序发展、更不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故而,笔者以此为对象进行探究并尝试展开研究,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为线索,从法理基础进行探讨,后从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角度出发,以期确定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最优制度设计。本文主要观点如下:从尊重公司自治的角度,股东们可以通过章程约定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不同条件、不同期限等,甚至可通过章程排除这一权利。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之性质认定决定了优先购买权人行使该权利的效力,结合《公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形成权较为合适,这有利于保障优先购买权人行使权利的优先性;也会使得权利行使的条件和程序更为清晰。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之行使主体的确定,其唯一要件是其具有股东身份,无论是就股权对外转让事项表示同意的股东还是表示异议的股东,只要满足“同等条件”这一前提,都可以行使其优先购买权这一法定权利。同等条件的主要判断要素包括转让价格、数量、付款方式、付款期限以及其他可以进行经济量化之因素。在股权转让过程中,需转让股东履行两次通知义务:第一次是就股权对外转让事项通知;第二次是就“同等条件”通知,否则构成瑕疵转让。有关“同等条件”的通知宜认定为缔结合同的要约,其他股东收到该通知之后,在期限之内行使股东先买权,则意味着做出承诺之意思表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告成立。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该制度设立之目的出发,不应赋予转让股东反悔权。股东行使了优先购买权之后,就外部关系而言,并不会对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先前合同效力产生不利影响,这是民法上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分离原则在商法领域的适用,也有利于第三人以转让人违约为由获得救济。由于股东优先购买权作为法定权利之属性,并且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都具有公示性,一般不承认瑕疵对外转让股权时,受让人作为第三人可以善意取得转让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