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保罗·克鲁格曼(1990)将贸易成本从“边缘人物”重新拉回到核心地位。在实证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成本仍然是影响国际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动贸易便利化,中国也正积极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与沿线国家共同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否会促进贸易的增长,贸易成本取决于那些因素,如何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这些问题的探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Novy(2011)改进的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0～2015年的双边贸易成本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测算。在国家层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与东南亚7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最小,与东欧16国的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最大;在产业层面,本文选取了 22个OECD国家,测算了中国与这些国家2006～2015年ISIC十二大产业的双边贸易成本,发现中国与美国和德国在这12大产业的双边贸易成本是最低的,资源型产业的贸易成本要大于技术型产业。在资源型产业中,炼焦、精炼石油产品及核燃料制造业的平均贸易成本最高。接着,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对贸易增长和贸易成本进行实证分析,选取贸易成本、生产成本、国际投资、经济增长和外部环境五大因素,通过建立双边贸易增长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实证发现贸易成本、双边经济规模与贸易增长为显著相关,相比较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降低和双边经济规模的增长对中国进口有更强促进作用;生产成本的降低对中国进口起较强影响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双边贸易的一个显著因素;此外,恐怖主义指数对中国与中南亚和西亚北非国家的双边贸易影响较大。随后,我们借鉴Jacks(2011)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程度强弱依次为贸易便利化、地理距离、自贸协定、关税率、汇率波动、共同语言、人均GDP差额。最后,本文在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降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