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以创世主的伟大神力,创造出各种前所未有的生命空间与可能,赋予人类以新的存在际遇和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它则以撒旦的魔性之手,严重摧毁生态整体系统,瓦解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和谐。如此一来,就迫使人类在享受现代性的“圣果”狂欢之时,必须予“生态”以理性的价值评估和绿色重建,从而最终打造出与生命共同体相适应的理想环境——客观地说,这既是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历史背景,也是最为根本的价值诉求。纵观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作品系谱,无论是主题意蕴上对于反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极力批判、对于绿色乌托邦的倾心构建,还是艺术特色上关于自然性、整体性、交融性、主体间性等具有生态伦理意识的审美原则,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为价值依归的诗学精神和品质。由此论之,不管是在发生学和价值诉求的角度上来考察,还是从文本现象上进行判断,都可以得出同一种结论,就是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本质上属于一种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的生命诗学。因此,研究和阐释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诗学内涵,便具有现实意义。全文包括导论和结语在内,共由八个部分组成。导论主要说明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历史概况和研究现状、阐明研究课题的主要思路和侧重点。第一章主要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关于批判的主题内涵,揭露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反生态行为对于生态整体系统的残害与毁灭,从而在批判书写的角度上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做出的反映。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从滥用植物资源和无视动物生命以及摧残山川大地、河海湖泊三个方面,论述征服与控制自然观对于自然环境生态的严重破坏。第二节,通过相关的生态理论话语暴露科技至上观的“撒旦”面具,并以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关于核爆力的书写作为材料依托,揭示科技至上观对生态系统具有的毁灭性危害和对人类精神造成的隐忧与恐慌。第三节,以有关的生态理论与客观数据,阐明唯发展主义的弊端,并通过具体的诗歌作品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关于唯发展主义批判的两种方式,即臆想式、概括化的批判和现实而具体(“城市·乡村”书写)的批判。第二章主要以鲁枢元的生态整体环境论作为理论依据,并结合有关的诗歌作品,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绿色家园的构建,体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生命共同体和谐理念的价值期归。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从摹画神性自然、表现诗性自然、描写人与动植物的亲近与交融三个方面,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大地伦理(自然生态)的诗性描画;第二节,从“安静”书写和童真叙事两个方面,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精神圆融(精神生态)的诗意构想;第三节,从描述和平理念、描绘文化生活乌托邦和生命和谐三个方面,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社会乌托邦的绿色描摹。第三章依托我国当代生态诗歌鲜明的地方性特征,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人对于民族疆域的价值守望,从而表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祖国人民共生共存的地理空间的关注。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首先以昌耀诗歌中的高原书写作为案例,分析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与高原丰富神奇、平实动人、闲淡优美的生态境域的真实刻写;其次以沈苇笔下的沙漠意象作为案例,解析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沙漠地理的关注,其中涉及到沙漠自然地理的形成史、沙漠人文的演进过程、沙漠中的生命形态等多个方面。第二节,首先以哑石的《青城诗章》作为案例,阐释我国当代生态诗人以“微妙笔法”描写山林、人、道教伦理三位一体的生态体验,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山林自然的价值向往和生命期归;其次以海子的“麦地”书写为依托,论证现代性的欲望危机促使海子对故地乡土(平原)的回望,并通过具体诗歌作品阐述海子的“麦地”意象中对于平原现实生活伦理的深刻描写,表现出诗人生态关怀之下对于生命普适性价值的诉求。第三节,从“海·岛”的自然生命之美、人与海的存在关系两个方面,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海洋岛屿的注重;其中,无论是对于“海·岛”自然之美的描述还是对人海关系的摹画,都表现出明显的生命一体观。第四章依托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书写民族生态的典型个案(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阐述同质化语境下我国当代生态诗人对于民族身份和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在表现出民族生命追寻的同时,反映出有关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期归。全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为身份认证,第二节为民族志书写。第一节,首先论述民族身份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成员个体在情感、精神、意识、心灵上的焦灼与幻灭,说明民族成员个体进行身份认证的缘起;其次阐述民族使命意识下,民族成员个体以复归民族身份为目的的价值突围,体现出民族身份危机的迫切形势下,民族成员个体从现代性身份向民族身份回归的强烈欲求;再者从“自我”的历史身份和“自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感知生命三个方面,论述民族成员个体的民族身份认证。第二节,首先以女性人物形象的人性世界、日常生活伦理、性感之美和男性人物形象的各种社会身份的生态伦理特征,阐述民族人物志书写对于民族生命的价值意义;其次通过描述土地、住房、食粮、生活器具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风物志,说明民族风物志书写对于重振民族“根魂”的象征意义;再次通过分析彝族的祖灵崇拜、万物有灵论、毕摩信仰、死亡观念,说明民族风情志书写对于守护彝族民族精神的意义。此章虽以吉狄马加诗歌作为个案研究,但对于保持民族多样性、捍卫华夏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五章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有关文化诗学的重要特征,进而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在救治生态危机的根源(文化)上做出的贡献,表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绿色文化的途径建构和谐生命共同体的诗学理念和价值期归。全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通过具体的诗歌文本分析,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文化反思、寓含生态伦理、文化呼唤等不同方式,对生态文化进行隐喻的诗学特征,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生态文化的注重;第二节,以相关的诗歌作品作为案例,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古今中外的生态伦理思想,建构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生态诗学精神的诗学诉求,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文化救赎的方式绿化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现象。第六章分析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艺术特色,从而在表现方式的层面上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创作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能动性。全文分为两节。第一节,以(生态批判书写中的)暴力逻辑、客观化叙事、道德审丑的不同维次,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有关暴力叙事的艺术特征,进而说明暴力叙事的表现手法是建构生态乌托邦的有效途径;第二节,首先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有关“复杂性”的表现方式,并以相关的诗歌作品作为案例分析,阐释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中由“复杂性”勾画出的艺术魅性,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艺术高度,并指出“复杂性”是对生态多样性的呼应、对和谐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诉求。结语总结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是以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为价值诉求的生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