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气候的变化、水土资源的日趋紧缺和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致使全球粮食供需矛盾逐渐尖锐,国际粮食价格也开始持续攀升。特别是2007年粮食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谷物价格指数就一直在高位徘徊,全球粮食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陡然增强。随着中国粮食净进口数量的扩大,中国粮食自给率水平开始急速下降,并开始经常性低于95%粮食自给率的国家粮食安全警戒线。2012年中国的三大粮食品种大米、小麦和玉米已全部转为净进口,当年的谷物净进口量也达到历史性的1316.9万吨,中国粮食安全对外部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同时,美国、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国际粮食市场与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联系的日趋紧密,使得利用国际贸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面临的价格风险更为突出,中国的粮食安全再次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隐忧。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的预期下,部分粮食进口大国纷纷走上了利用海外耕地投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道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均耕地资紧缺国,中国显然不能置身事外。面对国际上竞争日趋激烈的海外耕地投资趋势、中国企业对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无序参与和中国政府的模凌两可态度,海外耕地投资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是否合理可行亟待研究。论文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为目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外耕地投资这一粮食供应保障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三点结论：(1)中国应将海外耕地投资作为保障粮食供给的补充手段。论文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和SWOT分析模型重点对保障中国粮食供给的国内生产、国际贸易和海外耕地投资手段进行了研究。国内生产手段的分析显示,耕地已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物质要素投入,面对严峻的粮食安全形势,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最有效手段就是破解耕地资源对中国粮食生产的约束；国际贸易手段的分析显示,中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保障国内粮食供应所面临的价格风险愈来愈大,国际贸易的方式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性正在逐渐降低；海外耕地投资手段的分析显示,在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动参与海外耕地投资的实力,在国际耕地资源充裕、海外耕地投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海外耕地投资应作为中国保障粮食供给的补充手段。(2)国际上存在一批值得进行海外耕地投资的目标国。论文利用基于中心点的三角白化权函数和特尔斐法构建评价模型从资源条件、生产基础、宏观环境、投资状况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地区和耕地充裕发达国家的海外耕地投资潜力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埃塞俄比亚、加纳、苏丹、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尼日利亚7国最具海外耕地投资潜力；拉丁美洲地区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哥伦比亚4国最具投资潜力；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3国最具投资潜力；耕地充裕发达国家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西班牙、丹麦、法国、芬兰、匈牙利和波兰9国最具投资潜力。论文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实证研究也显示,无论在项目数量还是在投资总面积上,以上国家都是当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耕地投资的重要目标国。(3)海外耕地投资模式可划分为部门合作型和权利控制型两类,中国投资企业应有策略地选择不同模式进行海外耕地投资。论文利用文献资料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当前海外耕地投资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基于部门合作的“公对公”、“公对私”和“私对私”模式,基于土地权利控制的土地权利完全拥有型、土地权利部分拥有型和土地权利控制型模式。基于对各种投资模式特征的比较,论文认为在投资发展中地区时,国有企业应重点选择“公对公”模式、投资主导型“公对私”模式、土地权利完全拥有模式和土地权利部分拥有模式,私营企业应重点选择引资主导型“公对私”模式、“私对私”模式、土地权利部分拥有模式和土地权利控制模式；在投资发达国家时,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均应着重考虑“私对私”模式、土地权利完全拥有模式和土地权利部分拥有模式。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对海外耕地投资问题进行研究,内容独特新颖,具有一定的开创性；(2)将海外耕地投资作为一种保障粮食供给的手段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粮食安全理论中对粮食供应手段的研究；(3)将中国的耕地资源安全问题放大到全球,扩充了耕地资源安全理论的研究视角；(4)改进了基于中心点的三角白化权函数评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