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其中,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地区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表明,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长期以依靠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资源环境的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和资源环境联系最为密切的矿业,更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推动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总量持续上升、对外依存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已逐步显现。面对传统的矿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满足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对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矿业行业进行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实现绿色发展,已是当前矿业经济发展所将面临的首要担当。然而,随着有关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探讨逐渐进入众人的视线,针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研究,仍更多的集中于国家尺度或者某地区矿业发展的案例分析,缺乏矿业发展问题时空分布特征的探讨,且随着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的不断完善,矿业经济的绿色发展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因此,有必要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十三五”时期矿业绿色发展新内涵的基础上,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完善矿业在地理空间视角实证研究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为各地区矿业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生态经济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状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利用脱钩分析模型、协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明确了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现状,结合绿色矿业发展的新内涵,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此量化分析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探讨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多种模式以及相关路径,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各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从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历程与区域分布特征来看,时间维度上,中国矿业经济经历了调整准备阶段、合理开发与节约利用阶段、环境治理与保护阶段、绿色开采及绿色矿山阶段以及绿色矿业阶段五个阶段。空间维度上,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明显,西部地区在资源储量方面优势突出,地质勘查投入高,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矿业环境恢复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东部地区资源总储量相对较少,但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好,矿业发展稳健有序,大中型矿企占比相对较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良好;中部地区在地质勘查投入金额低于西部地区,但同样存在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矿业发展缺乏规模化集约化等问题;东北地区矿业发展相对成熟,经济效益较高,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但历史遗留地质环境问题突出,传统矿业有待进一步转型升级。(2)从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质量来看,矿业经济的发展对整体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较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性逐年增强,但对整体的就业影响相对较弱,能源消费压力日益加大,个别行业的能耗仍然较高,仍需进一步降低能耗,提高综合利用效率。(3)基于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从经济、环境、政策、技术、产业、社会六个方面出发,通过研究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所构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研究期间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四个区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作为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之下,东北部、中部次之,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较差。(4)基于所构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针对不同类别地区矿业绿色发展程度水平,提出了“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政策引导型”、“产业、政策驱动型”、“技术、产业支撑型”和“环保优先型”五种不同类型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其中,“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包含北京、江苏、山东、广东、天津、上海和浙江7个省市;“政策引导型”包含河北、吉林、黑龙江、重庆、甘肃、青海、宁夏7个省市;“产业、政策驱动”型包含山西和内蒙2个省份;“技术、产业支撑型”包含14个省份;“环保优先型”仅包含西藏1个省份。(5)针对五种不同类型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结合31个省市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特征,明确各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基本形势及存在问题,从而提出了不同类型下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路径。其中,“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利用技术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矿业转型,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生态环境改善;(2)提高大中型矿业企业占比,加强矿种差别化管理,科学调减矿山数量,合理开发利用绿色能源,推进矿业结构调整优化;(3)加大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力度,全面推进矿业绿色发展;(4)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以上海为首,发挥上海、浙江和广东三个省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政策引导型”发展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为矿业绿色发展提供保障;(2)提高技术水平,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促进矿业转型升级;(3)化解过剩产能,调整矿业结构,推进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矿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推进矿业绿色发展;(5)调整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推进资源开发收益共享,服务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的发展路径为:(1)加强政策引导,挖掘新的矿业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2)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利用资源和区位优势,落实选冶加工和矿业开发“走出去”;(3)降低资源的消耗水平,提高矿业的技术水平;(4)在产业结构转变,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则根据所包含省份情况,分为“中庸组”、“潜力组”和“劣势组”进行讨论。针对“中庸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突显发展优势;(2)保持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平稳发展,加快结构调整转型;(3)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落实优惠政策。针对“潜力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发挥各省特色,挖掘矿业发展潜力;(2)完善矿业发展相关政策,引导支持矿业绿色发展。针对“劣势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加强技术研究,发挥资源优势,提升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2)利用区位优势,依托国家政策,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相对之下,“环保优先型”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因地制宜,因矿制宜,使资源环境优势带动全局发展;(2)弥补技术、产业、社会方面的短板,协调发展,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