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开始,牧区的人民公社解体,牲畜被承包到户。承包调动了牧户养畜的积极性,牲畜数量增加,对草原的开发利用也不断深入,草原退化加剧。为了遏制牧民对公共牧场的滥用,1997年,国家决定将放牧场也彻底划分到户,“双权一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推行。国家推行草场承包的坚决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结束吃大锅饭的草场利用方式,调动牧户保护草场的积极性,避免草原共有地悲剧的结果,从而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政府不断推动进一步落实草原承包,并支持牧民围封自己的草场。　　我国草原的退化问题也被认为是草原产权不清导致的结果,因此解决草原产权不清成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然而,通过对于贡格尔嘎查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基于公地悲剧理论出台的“双权一制”、草场围封,在一定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场与牲畜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草场私有之后,大小户之间出现新的不平等,贫困牧户的草场遭到破坏,收益受损,更加贫困,未围封的草场成为彻底的公共地,进一步退化。为何会为了保护资源而明晰产权的措施,并没有达到有效保护资源的效果?对其演变过程的分析将会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围栏项目为入口,从一个牧业社区围栏建立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后果,讨论围栏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演变。本文认为,围栏项目是一项自上而下的生态保护措施,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发生了演变,牧户对围栏项目的“欢迎”,并非与国家预设一致。草原和牧区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的推动,面对国家权力,基层牧户对于草原围封由最初的不认同、抵制到最后的“积极”争夺围栏项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围栏项目造成了未曾预料剑的生态、社会恶果。产权的进一步清晰并未达到有效保护草场资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