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脊梁”,自1978年以来,凭借超过10%的发展增速驱动中国经济的腾飞。而经济飞速发展的代价是资源过度消费,由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诱发的社会福利损失严重制约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处于后疫情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潜在的排放反弹风险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如何实现经济的绿色复苏为构筑“中国发展模式”乃至对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事实上,通过提升考虑了资源环境约束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已然成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随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十三五规划纲要》以及十九大报告中相继提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不可否认,公众已然成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非正式环境规制维度,探讨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期探讨“波特假说”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下的存在性。为此,本文首先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就公众环境诉求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数理阐述;并分别以工业环境污染物和工业二氧化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结合EBM（Epsilon-Based Measure,EBM）模型分类测算环境和碳绩效维度的工业GTFP,同时实证检验不同维度下,公众环境诉求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旨在检验非正式环境规制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试图从公众环境诉求的视角为构建“三方共治”的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为实现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首先,关于理论分析部分,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构建由生产部门、公众部门和政府部门组成的三部门基本框架,将环境诉求引入公众部门效用函数进行拓展,通过求解模型均衡理论考察公众环境诉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激励作用。这意味着较高的公众环境参与（关注）度将对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生推动力,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下的存在性。公众健康需求、财富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助推公众环境诉求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降低经济发展落入“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而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激励作用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政府协同治理效应,从政府治理强度而言,公众环境诉求驱动政府增强治理投资力度;从政府治理方式而言,通过绿色技术研发补贴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过度的绿色技术研发补贴率,反而会不利于提升工业环境绩效;而环境税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激励作用;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即公众环境诉求可以驱动地区产业结构朝绿色产业方向转型升级;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即在企业层面,随着公众环境诉求的提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专利转化,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考虑到当前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双约束”特征,本文以工业污染排放和工业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结合融合径向和非径向优势的混合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对工业GTFP进行测算,并结合H-P滤波、MS-AR模型进行特征分析,最后对工业GTFP进行指标分解。H-P滤波结果表明:从趋势成分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从波动成分看,环境与碳绩效维度工业GTFP整体波动较为明显,不确定性较强。非线性MSM（3）-AR（3）模型结果显示:环境绩效维度工业GTFP与碳绩效维度工业GTFP均存在“缓慢-中速-快速”增长的三区制特征。区制属性结果显示:不同区制下,工业GTFP增长存在非对称性;环境绩效维度工业GTFP增速处于“缓慢增长区制”内的持续性较高,表现出明显的“惰性”特征;而碳绩效维度工业GTFP增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内的稳定性较强,表现出较强的“惯性”特征。分解结果显示:样本期内,环境（碳）绩效维度中国工业GTFP年均增长率为6%（5.6%）,其中技术效率（EC）年均增长率为-0.4%（-0.5%）,而技术进步（TC）年均增长率为6.4%（6.1%）。其次,为了探究公众环境诉求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同时结合系统GMM（SYS-GMM）与差分GMM（DIFF-GMM）方法,分类实证检验在环境绩效维度与碳绩效维度下,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工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问题探讨。得到的结论如下:公众环境诉求有利于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的存在性。此外,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碳绩效的作用强于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而对工业GTFP的不同分解项而言,环境绩效维度,公众环境诉求主要提升纯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碳绩效维度,公众环境诉求主要激励规模技术进步与纯技术进步。在异质性方面,从工业GTFP不同分位点来看,随着工业GTFP由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变化时,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系数在逐渐增大,而公众环境关注的影响大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特征;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东部地区工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最大,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递减;从不同公众诉求对象来看,公众空气诉求对提升工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最大,而对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关注对提升工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依次递减。此外,基于公众视角,从健康需求、财富水平以及人力资本三个维度探讨其在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调节影响,并探讨不同调节作用的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健康需求水平、财富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在公众环境诉求对提升工业GTFP产生增强型调节作用,削弱了经济发展落入“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而在资源依赖区,不同因素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区高污染、高排放的特征使其形成粗放式的发展路径,形成污染锁定特征,进而印证了“资源诅咒假说”。此外,不同调节作用存在门槛特征,即随着健康需求、财富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提升,环境诉求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梯度性增强”特征。进一步地,本文从政府、产业与企业三维视角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以环境绩效和碳绩效维度工业G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公众环境诉求影响工业GTFP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政府治理强度上,公众环境诉求显著驱动政府增加环境治理投入,激励环境治理效率提升。而在政府治理方式上,研发补贴的影响对绿色GTFP产生倒“U”型影响,研发补贴仍未达到最优,政府部门可以适度提升研发补贴提升环境效率;而相反,环境税对绿色GTFP产生“U”型影响,且环境税已经跨越拐点;相比于研发补贴,环境税的治理方式更优。从产业层面来看,公众环境诉求可以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化,且通过增强地区产业间的耦合与产业内的资源利用程度,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GTFP提升。从企业层面来看,为了提升行业竞争力,企业通过增强绿色技术的研发与使用,助推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最后,针对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本文指出公众需增强环保意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自下而上的环境监管模式,从而更为有效地参与环境治理;政府部门应积极疏通公众诉求通道、适度采用政策干预手段,以扮演好环境治理中自上而下的监管者角色;企业部门积极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活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以谋求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发挥环境治理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