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纵深推进,尤其是在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很多试点期间没有发现或者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在推广之后得以显现,被告人上诉问题便是代表性问题之一。为此,本文将以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问题为论题,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展开和研究。第一部分是分析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的基本理论。从基本构成来看,主要包括启动主体、条件和范围、法律效果以及撤回上诉五个部分。从价值层面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本体现了效率和公正价值的平衡与兼顾,但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被告人上诉的介入导致两种价值的冲突。从意义及不足来看,被告人上诉确实能够维护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规范检察机关的职权,从而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发展,但也会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以及使得被害人处于尴尬境地。第二部分是分析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借助相关的实证数据,发现实践中的上诉率尽管较低,但是足以说明控辩合意不够充分。梳理上诉的理由,以“量刑过重”为主,其次分别是“不承认构成犯罪”“适用法律错误”等。在二审的裁判结果中,以“维持原判”为主,其次分别是“改判减轻”“发回重审”等。反思现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从被告人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为留所服刑而提出上诉和“空白上诉”的问题,而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抗诉加刑”应对被告人上诉。究其原因,一是现行上诉制度原本具有内在缺陷,具体表现为上诉理由审查机制的阙如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掣肘;二是二审程序较为单一化和繁琐化,与一审阶段存在三种繁简不同的诉讼程序相比,二审的审判程序仅有的普通程序使得认罪认罚案件上诉审变得繁琐;三是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不足,导致了一审判决结果无法满足被告人心理预期,值班律师帮助的有效化不足致使被告人无法获取预期量刑。第三部分是分析域外控辩协商案件中被告人上诉的基本做法及启示。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均会对控辩协商案件中被告人上诉作出限制,只是在限制的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差异的原因与被告人在认罪协商中的主体性密切相关。在域外国家,与概括式的限权模式相比,列举式似乎更加容易被接受。此外,随着当事人主义元素在控辩协商案件的充分渗透和体现,通过协商促成被告人自愿放弃上诉权逐渐成为限制上诉权的一种发展趋势。第四部分是提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的应对之策。首先,被告人是否具有上诉权是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问题的先决事项,主要存在全面保留、部分剥夺以及合理限制三种观点。其中,合理限制上诉权具有明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次,建立有限度的被告人上诉制度是关键事项,在划分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建议一是适用速裁程序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的案件从严限制上诉权的行使,同时可以协议自愿放弃上诉权;二是适用速裁程序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案件需提出明确的上诉理由,并经过二审法院的审核;三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以及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全面保留上诉权。在上诉理由的设置上,按照情形的不同分为绝对的上诉理由、相对的上诉理由以及禁止的上诉理由。再次,简化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二审程序是重要事项,可通过缩短二审审理期限、改良二审审理方式以及限缩二审审理范围三种方式实现。最后,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和加强律师帮助有效化是保障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