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FDI)。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追求“量”的增长，更注重对“质”的选择以及对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此外，“超国民待遇”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开始显现，因此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国内已经形成共识。但地区间外资激励政策竞争依然会导致地方层面的“超国民待遇”，这与我国外资政策的发展方向是有所违背的，也是阻碍我国外资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探索地区间外资激励政策竞争存在的根本原因为出发点对其策略性和有效性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了两地区外资激励政策竞争博弈模型，从中揭示了地区间外资激励政策竞争存在的根本原因：地方政府为了在显性经济指标尤其是GDP增长率指标中获得相对优势，以使自身相对政治收益最大化，而在经济收益上以让利的方式与其潜在竞争对手进行外资激励政策竞争。另外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外资竞争的博弈行为和博弈均衡结果分析进一步得出两个关于策略性和有效性的理论推断：1）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地区间外资激励政策竞争会出现一定的分化现象，某一地区会选择经济条件相差不大的地区进行竞争，并且政治竞争因素会加剧这种竞争；2）地区间外资激励政策竞争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即对外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是无效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经济因素。本文最后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这两点理论推断进行实证验证。　　 实证研究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外资激励政策竞争主要发生在各个区域内部，且政治竞争因素平均使竞争激烈程度上升14.8％；2)中国各个区域内对外资的竞争表现出程度和趋势上的差异。其中东部区域内地区间对外资的竞争的激励程度相对较低，且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中部区域随着外资的快速流入，地区间外资激励政策竞争最为激烈；3）只有全国层面和中部区域内外资激励对外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微乎其微，而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人才配套、市场化程度等传统经济因素是外资区位选择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