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理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学派理论为基础,对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译本进行了研究。不像其他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传统翻译理论,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强调了非语言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该理论把翻译定义成一个改写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结果有着很大的操纵作用。而译者的作用也从机械的语码转换者变成了在另一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改写者。在一个赞助体系下的多种赞助人是执行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具体机构和个人。该赞助体系则是一个中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捍卫者。他们的作用在于选择某些作家或译者的作品进入某个社会体系,同时禁止另外一些作家或译者的作品进入该体系。本文以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例子,通过对该书在中国的发行和文学翻译的研究来分析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在路上》是一本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都极具争议性的小说,它代表了美国文学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通过对比中国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本文指出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意识形态操纵了《在路上》一书在中国的公开发行程度以及了中国读者对垮掉一代的认识和态度。同时,本文还强调了教育机构作为赞助体系的一员,在决定“垮掉的一代”在文学学生中的影响上的作用本文对文楚安和王永年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阐释了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在句法语法层次上,文楚安更多的被认为是一个“精神上的翻译者”,而王永年则是一个“忠实的翻译者”;但是两人在不同的社会,教育和家庭背景下形成的个人的意识形态体系决定了他们在翻译过程和译作中的不同。总之,本文确认了非语言因素对一个翻译、或者重写过程的影响,即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同时,本文将译者的地位从语言解码者提升到可见的再创造者,他们可以向目标读者传递自己的声音。一个在社会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影响该社会的赞助体系,赞助体系可以进而影响某些作品在社会体系中的存在;同时意识形态也影响每个译者的自我意识体系,进一步则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动机和采用的翻译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