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能够衡量总收入的分配情况,也能反映经济发展是否健康以及市场结构是否需要调整优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自1995年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体现为下降态势,近年来有所回升但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差距。而这几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根据中国信通院（2022）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体量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45.5万亿元,后者占到2021年GDP的40%,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推力。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依然面临着“大而不强”的问题,需要借助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推动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论文以2009—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由于这一数据为一系列指标合集而并不是单一变量,故选择采用熵权法对其进行处理,计算得到精确的、不掺杂主观判断在内的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指标值,然后以此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知道,各省份的评价得分都是逐年递增,其中广东、江苏以及北京是相对最高的第一梯队,表明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数字化程度要明显超出其他省份,制造业的数字水平、生产效率以及高技术人才储备都较好,在全国处于前列。而新疆、宁夏、青海和甘肃等4省份的指标分数均处于较低水平,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发展应用以及政府政策支持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根据基准回归结果,制造业数字化显著降低了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前者每增加1单位会导致后者减少1.735单位。这说明尽管存在着高技能劳动力从中受益以及新岗位需求的增加,制造业数字化的不断推进所导致的中低端劳动力被机器替换的影响更大,由此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后续的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中部以及西部都存在抑制效用,而作用强度是依次递减的,可能的原因是资本投入越充足,那么机器替人的情况就越明显,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更多。此外,本文还通过使用工具变量以及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是两种方式都支持制造业数字化的显著作用,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为了更深入了解这当中的影响路径,论文还从就业岗位创造、要素替代效应以及要素组合升级效应等三个方面对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进行了检验分析。具体来说,制造业数字化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变更趋势,创造出了大量需要掌握前沿技术的新岗位,在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下,这些岗位增加了大量的就业人员,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制造业数字化的大规模应用会加速机器对人的替代,并且对于中低端劳动力的影响尤其明显,这就造成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对于业内的高技能人才来说,制造业数字化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们迅速接受掌握新技术,劳动力与数字技术结合成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极大提高了生产率,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增加,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根据行业、地区特性,推行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强人力资本尤其是数字技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引导要素分配更加合理化,确保劳动者的必要权益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