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汪曾祺这两个生活经历、志趣和性格不同的作家在他们的部分创作中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童年视角，但两者采取此视角的原因，对此视角的运用以及所达到的效果却是全然不同的。以往的评论家在对他们的童年视角进行评论时，均未明确界定童年视角，也未运用叙事学理论进行具体分析。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从童年视角入手，运用心理分析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鲁迅和汪曾祺的部分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全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鲁迅、汪曾祺童年生活心理积淀和以后的生活经历来分析他们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鲁迅的童年“缺失性经验”使他很早在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卑劣，生命中唯一亮色是在乡下外婆家度过的那段短暂的快乐时光。而后走向社会的他遭受了一连串的迫害和打击，面对令人绝望的现实，他不得不走向内心，转向并不十分温馨的童年，重拾些许温情的往事。所以，鲁迅在作品中之所以会采用童年视角，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冷酷的现实。但他又是一个“进化论”者，认为儿童总是胜于老年，孩子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密切相关，所以，童年视角的创作又是他进行启蒙的一种武器。 汪曾祺的童年则是“丰富性经验”的典型。过于优裕和闲适的童年生活使他一味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养成了他善良文弱、安分守己的天性，这使他完全无力应付社会的黑暗和历史的悲剧。所以，经历了20世纪中国一浪紧接一浪的暴力狂潮后，他急忙踏上了回程路，返回童年那块净土和乐园中去寻求心理安慰，所以他在小说中采用童年视角纯粹是一种逃避。 第二部分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即视点理论和叙事时间理论来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童年视角运用的不同，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三个小部分： 1、视角：复合视角和单纯视角 鲁迅作品中普遍采用了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对比运用，成人视角流露出其一贯冷峻尖刻的批判锋芒，而儿童视角则传递出童年时代生命体验中的那份童趣，在单纯中寄寓无限，于雅朴中悄悄传递了那份深重永恒的儿童感情。汪曾棋则不同，他运用童年视角的作品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儿童视角，把现实生活倒映在儿童简单、朴素、纯真心灵的镜面上，所以更容易在不经意中反映出事物本质，从而呈现出一种神奇的效果。 2、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 鲁迅童年视角作品都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从而使叙述者、行动者和聚焦者由“我”集于一身。这时，叙述者开始某种程度地迈出叙事学而活跃起来。人们从第一人称叙事话语的日吻腔调、节奏和谴词造句、用语色彩中，不仅体会到文本的风格，而且可以体会到角色的风格。汪曾棋在其童年视角作品中大量运用第三人称“他”，“他”在作品中或者是一行动者，或是一聚焦者，在某些情况下，最多会出现聚焦者和行动者的简单重合，因此他的作品更接近于貌似客观陈述的无人称叙事，由此表现出“展示”型叙事的特征。 3、时态：双时态和单时态 鲁迅在其童年视角作品中采用的是“现在式”和“过去式”的交替运用。作品对“现在”这一时间刻度的强调，其意义在于，“现在”既是故事中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是叙述活动发生的时间，使读者产生叙述活动与事件同时发生的错觉。而过去式与现在式的对比运用使文本形成了巨大张力，便于作者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汪曾棋则不同，他童年视角作品基本采用单纯的回忆性的“过去式”，即叙述者在故事发生以后，回过头去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种回忆的方式不仅可以将过去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作概括的讲述，让作者自由地进行情感介入。而且时间距离是作者态度、情感能够在叙述中介入的前提。 第三部分主要从“梦”字入手着重探讨童年视角创作达到了何种效果，以此探讨他们的创作转型。 鲁迅作为“醒者”，他懂得如何给我们营造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而后又将这层迷人的面纱揭掉使我们不至于沉迷其中，从纯净天堂的营构到坍塌，他开始认识到“进化论”的偏颇，从而不再一味把未来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作品中蕴含着觉醒者内心巨大的悲哀和对将来的忧患。 汪曾棋作为“醉者”，他是在醉眼臆俄中看这个世界，用儿童般天真的目光去打量故乡的人和事，这种童年过滤使其作品充满了温柔蕴藉的诗意，于是不可避免地使 2其作品缺少理性穿透力，决定作品中的人物缺少性格。但汪曾棋不会一直呆在梦中，20世纪90年代的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将笔触伸向了人性深处，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和悲悯。这样从单纯迷恋童年视角、精心致力于建构人间天堂到从梦中彻醒直面人生，汪曾棋终于从梦中醒来，这个想用快乐来超脱的作家，最终没能达成心愿，因为那快乐本身就是一个虚幻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