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背景风险则是指非家庭层面的背景风险源,是分析我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不足问题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尝试构建了宏观背景风险与城镇家庭资产配置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实证研究了理财市场资金竞争、棚改货币化政策以及人力资本政策三个宏观背景风险对城镇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对应的微观背景风险影响机制。本文构建的宏观背景风险与城镇家庭资产配置框架将现有研究宏观背景风险按照影响渠道分为三大类,即金融市场环境、房产调控政策以及人力资本政策。三种宏观背景风险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市场影响,同时三类风险对城镇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和特点也各有不同。从影响机制来看,金融市场环境是家庭配置资产时面临的直接环境,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宏观风险因素;房产调控政策,关注房产财富分配等因素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其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往往相对间接,是近年家庭金融领域重点关注的方向;人力资本政策,关注家庭保障、人力资本转化以及财富分配等因素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是新兴且待完善的领域。上述宏观背景风险都通过一种或多种微观背景风险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决策,而微观背景风险对城镇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已经相对成熟,这将是宏观背景风险与城镇家庭资产配置分析框架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还采用实证对前文建立的宏观背景风险与城镇家庭资产配置框架进行了检验。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了理财市场资金竞争、棚改货币化政策以及人力资本政策三个宏观背景风险对城镇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对应的微观背景风险影响机制。房产、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是家庭资产中重要的表现形式,而对应各类资产的宏观背景风险变化无疑会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采用上述实证对本文构建的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解释力。具体来说,本文实证研究发现:理财市场资金竞争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12至2018年的Wind银行理财产品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理财市场资金竞争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首先,理财市场资金竞争降低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其次,在影响机制方面,“资金竞争”可以通过利率和“刚兑”预期两个渠道影响家庭的风险投资行为:非银间竞争通过提高局部地区理财产品利率使家庭更愿意持有理财产品、降低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银行间竞争不仅在非银间竞争基础上继续提高局部地区理财产品利率,还通过“保本”承诺满足家庭对理财产品的“刚兑”预期,进一步降低了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最后,从异质性角度来看,中、低偿付能力家庭仅能利用非银间竞争降低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高偿付能力家庭既能利用非银间竞争也能利用银行间竞争降低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这可能是因为银行间竞争采用的高门槛理财产品仅提供给高偿付能力家庭。进一步分析发现,中、高偿付能力家庭都具有一定的“刚兑”预期,并且高偿付能力家庭的“刚兑”预期更强。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有关当局应进一步加大理财市场的渠道监管以及加强对中、高偿付能力家庭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棚改货币化政策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该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利用2015和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棚改货币化政策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棚改货币化政策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投资比重。作用机制是:棚改货币化政策临时提高了家庭的意外收入,通过流动性资产规模和“心理账户”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家庭增加了对股票、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深度。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投资程度中等的以及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投资决策更易被棚改货币化政策影响,且关注经济金融信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由此引出的建议是有关部门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应加强对政策的解读,同时应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教育,减弱房地产政策变动对家庭金融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政策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该研究分析了二孩政策、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以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三条人力资本政策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比起二孩政策与201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政策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影响不显著,而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二孩政策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2013、2015和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二孩政策并未显著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2014年施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施行的“全面二孩”政策系数都不显著,这可能说明二孩政策短期内并没有显著改变家庭的风险家庭金融投资决策。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利用2010年和201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虚拟变量形式的工薪税收冲击系数与连续变量形式的工薪税收冲击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现实来看,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减税冲击,其显著降低了低收入、低风险偏好、广泛人口群体的税收,这有助于该类群体人力资本转化水平,进而提高该类家庭的可交易资产规模、提高风险偏好,因此也有助于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提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数据,实证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统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虚拟变量形式的养老金并轨与连续变量形式的养老金并轨系数都都不显著。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机关及事业单位成员家庭占全国整体家庭比重较小,导致养老金并轨政策实施在全国层面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也发现养老金并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小,因此对机关及事业单位成员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限,从而也可能导致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对家庭风险投资影响程度不足。由此提出的建议是人力资本政策的制定应考虑政策时滞及政策实施对象范围,从而实现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