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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追求统一的翻译伦理演变为差异伦理，通过对翻译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分析，最好地证明了翻译的复杂性，突显了“他者”的他异性，但也让人对翻译中自我可能对他者施加的暴力以及译者对原文的责任深感疑虑。只有当自我放弃暴力并承担对他者应有的责任时，翻译方可保留他异性，促进全球多样化和谐发展。然而，安托万·贝尔曼“译异为异”的翻译理想受到“否定分析”和十二种变形倾向的抵制;安德鲁·切斯特曼的五种伦理模型虽然全面，却有重叠和冲突之处;劳伦斯·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取代直译和意译，成为翻译伦理批评的利器，却有意义模糊之嫌，他的差异伦理也被指责为精英主义立场的翻译理论。离开忠实，翻译伦理并未走远，其伦理理论逐渐脱离翻译实践;译者的主体性往往造成对源文本的操纵;民族中心主义暴力使翻译成为国际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战场，导致文化霸权的产生并危及民族身份。因此本文聚焦他者的他异性，寻求尊重他者的翻译策略。加拿大翻译理论家安妮·布里塞特(Annie Brisett)在其对翻译中的“他异性”的综述论文中指出，翻译伦理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语言、文学和文化。因此本论文对翻译伦理的探索也分为这三个层次。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这位将“他者”伦理建设成第一哲学的法国哲学家，为我们的“他者”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框架，他的影响力几乎在所有著名翻译伦理学家身上都清晰可见。
列维纳斯伦理学以他对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解读、现象学方法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使世界日趋分裂，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尤显意义重大。他恪守“不可杀人”的圣经教义，按照现象学导师胡塞尔的指引，直面事物本身，立意改革西方本体论传统，不再以存在和统一性为中心，停止对他者的压制和边缘化。在其著作《统一与无限》中，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宣称:“他者的在场使我的自觉性受到质疑，这就是伦理。”(Levinas1969:43)其伦理学体系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主体的“我”如何回应作为他者的“你”。其基本概念包括:“他者”的优先性（这意味着自我只能采取“为他者”的生活方式），对他者的无限责任和无条件好客，取代自我主义的主体间性以及赤裸的、脆弱的他者之“面容”。是“他者”将自我从充满黑暗和恐惧的无名的实存(“il y a”)中解救出来，不可化约的他异性将自我与“他者”联系在一起。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就诞生于自我的被动性，由此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非暴力关系。因此，对列维纳斯来说，只有无私、刻意逃避自我，才能保留他者的他异性。在哲学中，他异性指的是与社会力量无关的根本性差异，并非我们常识所理解的不利的生存情况或社会地位。列维纳斯伦理对翻译的直接启示是，伦理领先于认知，但这并未否认翻译的认知本质，而是确定了翻译中的伦理次序。所有的翻译决策均应在充分尊重他者的条件下进行。经过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进一步阐发，列维纳斯有关好客、语言、文学和暴力的理论将会帮助我们重新定位翻译中的自我和他者关系，实现好客伦理。
本文以理论思辨为主，旨在将列维纳斯元伦理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将伦理学理论转化为实用的道德原则。然而，为了探究和衡量对他者的好客程度，文本比较和分析必不可少。上述翻译伦理学家们大多基于文学翻译进行伦理思考，因此本文案例也来自文学文本。“三王”系列中篇小说，阿城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分别由威廉·J·F·詹纳尔(Wiliam J.F.Jenner)、杜博妮(Bonnie S.McDgouall)和戴乃迭(Gladys Yang)译成英文。除了对作者、小说和译者的个人喜好之外，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持久的文学影响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使“三王”成为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
论证以列维纳斯的语言观及其语言实验开头。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将列维纳斯视为交际伦理模式的基础，使“跨越语言或文化边界的交际”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这种分类十分恰当。语言的伦理性体现在语言引发交际、对话并期待他者的回应。所有的哲学思考都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语言承载着自我和他者的伦理关系。面对绝对的他异性，列维纳斯建议我们超越自我，向他人开放，欢迎它进入我们自己的居所。为了实现他者的中心化，列维纳斯对自我的本体论语言在词汇和句法上进行改革重构，使语言陌生化，但是他最终没有建立他者的语言体系，德里达因此慨叹我们只能用同者(sameness)的语言讲述他者(otherness)。本文认为列维纳斯的语言实验并非失败，而是展示了自我的语言中向他(being-for)的限度。语言的好客只能通过语言的陌生化体现出来。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对抗中，翻译人员只能选择异化自己的语言，使他者的痕迹渗透到目标语言中。保罗·利科对语言好客的阐释以及雅克·德里达对意义的解构使我们发现，更加开放的、允许转换和变形的语义翻译可以有效地展示自我对他者的好客。詹纳尔和杜博妮的译文对比表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释译可以克服原始词语的不可译性。在词汇层面上，语言好客可以实现所有实意词的翻译。中文的象形字、表意字，多义词和同音词都可以达到意义对等。在语法层面上，原文的成语构词法和结构语法无法保留在译文中，但是在词汇表达效果和句群结构方面可以达成对等。翻译中句法变化普遍存在，功能词，如表示逻辑和连贯性的连词、关系词和副词等，往往会在翻译中被合理化、调节、换位或改编。相比较而言，杜博妮在《三王》英译中表现出对汉语他者更多的开放性和好客。译例证明了列维纳斯伦理学的悖论:当试图推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统一性的西方传统哲学，并建立以他者为中心的伦理体系时，他被困在自我主义的语言牢笼里无法脱逃。好客伦理要在语言的好客和同一化暴力之间寻求平衡:在不打乱同者的语法的前提下，在词汇上贴近他者。翻译既要尊重他者，又要接受自我的局限，因此中英文学译者的最佳选择是新直译。不以“译异为异”为目的，但追求对表意过程的再现，新直译注重对等，接受转换和变异，保持对他者的开放。
经过与布朗肖的相互生发，列维纳斯的文学观从对神秘化的不齿转变为对文学哲学性的肯定。他认为文学是言说(the saying)，而不是所说。这就确立了我的主体性在场的位置。这个伦理定位解释了文本的多义性和翻译的主体间性。文学文本并不是可以被完全掌握的知识，言说的意指过程是不能被耗尽的。言说不停地消泯所说，在场代表不在场。作者并没有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死亡，译文是作者和译者的对话。如果没有翻译，源文本就是一个无名的实存，陷入黑暗和孤立。通过翻译，源文本获得一个主体间性的“他者”，听到了远处的回声。就译者主体性而言，译者会在翻译中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但是源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对应显而易见。通过《三王》译文对比发现，翻译中语言的转变使作者与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融合。修辞的翻译既证明了译者的创造力，也显示出译者对原文本的尊重和好客。目标诗学中不存在的文学形式通常会直译。目标语诗学多元系统使小说的版面、段落划分、语言特征甚至故事情节有所变化，但文学性的表现，如故事、人物、情节、音效和修辞手段等都会在目标语中重现，由此巩固了中文原版与英文翻译之间的对应。翻译是作者和译者的合作，译者有合作署名权。译文具有双重身份，以汉语小说应以为例，在汉语言文学系统中，译文是派生的、附属的、次要的，是原文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新生;而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译文是原初的、独立的、自治的，是对译入语原创文学有益的补充，而原文是无名的实存。
列维纳斯伦理学提倡对他者的责任和好客，但其伦理思想是对历史的暴力的思考和对哲学的同一性暴力的暴力反抗。列维纳斯号召“为他者”的生活，因此他将所有的自我肯定都是为暴力。理性是暴力，认知是暴力，语言天生具有暴力性。翻译始于好客和开放，而终将归于暴力。翻译暴力不可避免，民族中心主义暴力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三王”文化术语的英译对比表明，政治、宗教、哲学术语很可能会保留其他异性，而传统民族文化术语通常会被同化。对翻译的暴力性质的探索揭示了翻译固有的文化损失。但是，为了将列维纳斯伦理学引入翻译哲学，与暴力这个具有挑衅性的术语抗衡，本文提倡文化主体间性，既接受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改写，也强调译文对译者和译入语的影响，追求翻译对等。翻译有助于加深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理解，但他异性是他者的决定性特征，无法被把握和同一化。列维纳斯伦理可以防范极权主义暴力，确保“自我”与“他者”的和平共处。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并未建成完美的伦理形态，但他对好客的提倡规避了战争和剥削的风险。他者并非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相对关系，他者的他者即自我。列维纳斯伦理认为语言、思考和翻译都具有好客和暴力的双重特征，只有坚持对他者的无限责任，才能实践对他者的有限好客。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大潮中，译者要尊重原文的语言、诗学和文化特征，对原文保持好客态度;批评家也要认可翻译文学是原文学的“他者”，对译文保持好客态度，以通过“他者”了解自我。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是多民族的、异质性的，同一化暴力是世界文学的障碍，因此在继续向他者开放、保持对他者的好客、尊重并维护他者的他异性的同时，中国文学应该强化文化自信，提升自身质量，保持自我的特异性。自严复以来，中国翻译思想素以伦理维度见长，而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中国哲学犹如一个思想宝库，在彭萍、王大智、杨镇源等学者引领下，中国翻译伦理的挖掘和研究给翻译伦理学增添了中国话语，必将推动翻译伦理学的理论建设。
列维纳斯伦理学以他对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解读、现象学方法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使世界日趋分裂，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尤显意义重大。他恪守“不可杀人”的圣经教义，按照现象学导师胡塞尔的指引，直面事物本身，立意改革西方本体论传统，不再以存在和统一性为中心，停止对他者的压制和边缘化。在其著作《统一与无限》中，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宣称:“他者的在场使我的自觉性受到质疑，这就是伦理。”(Levinas1969:43)其伦理学体系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主体的“我”如何回应作为他者的“你”。其基本概念包括:“他者”的优先性（这意味着自我只能采取“为他者”的生活方式），对他者的无限责任和无条件好客，取代自我主义的主体间性以及赤裸的、脆弱的他者之“面容”。是“他者”将自我从充满黑暗和恐惧的无名的实存(“il y a”)中解救出来，不可化约的他异性将自我与“他者”联系在一起。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就诞生于自我的被动性，由此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非暴力关系。因此，对列维纳斯来说，只有无私、刻意逃避自我，才能保留他者的他异性。在哲学中，他异性指的是与社会力量无关的根本性差异，并非我们常识所理解的不利的生存情况或社会地位。列维纳斯伦理对翻译的直接启示是，伦理领先于认知，但这并未否认翻译的认知本质，而是确定了翻译中的伦理次序。所有的翻译决策均应在充分尊重他者的条件下进行。经过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进一步阐发，列维纳斯有关好客、语言、文学和暴力的理论将会帮助我们重新定位翻译中的自我和他者关系，实现好客伦理。
本文以理论思辨为主，旨在将列维纳斯元伦理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将伦理学理论转化为实用的道德原则。然而，为了探究和衡量对他者的好客程度，文本比较和分析必不可少。上述翻译伦理学家们大多基于文学翻译进行伦理思考，因此本文案例也来自文学文本。“三王”系列中篇小说，阿城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分别由威廉·J·F·詹纳尔(Wiliam J.F.Jenner)、杜博妮(Bonnie S.McDgouall)和戴乃迭(Gladys Yang)译成英文。除了对作者、小说和译者的个人喜好之外，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持久的文学影响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使“三王”成为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
论证以列维纳斯的语言观及其语言实验开头。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将列维纳斯视为交际伦理模式的基础，使“跨越语言或文化边界的交际”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这种分类十分恰当。语言的伦理性体现在语言引发交际、对话并期待他者的回应。所有的哲学思考都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语言承载着自我和他者的伦理关系。面对绝对的他异性，列维纳斯建议我们超越自我，向他人开放，欢迎它进入我们自己的居所。为了实现他者的中心化，列维纳斯对自我的本体论语言在词汇和句法上进行改革重构，使语言陌生化，但是他最终没有建立他者的语言体系，德里达因此慨叹我们只能用同者(sameness)的语言讲述他者(otherness)。本文认为列维纳斯的语言实验并非失败，而是展示了自我的语言中向他(being-for)的限度。语言的好客只能通过语言的陌生化体现出来。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对抗中，翻译人员只能选择异化自己的语言，使他者的痕迹渗透到目标语言中。保罗·利科对语言好客的阐释以及雅克·德里达对意义的解构使我们发现，更加开放的、允许转换和变形的语义翻译可以有效地展示自我对他者的好客。詹纳尔和杜博妮的译文对比表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释译可以克服原始词语的不可译性。在词汇层面上，语言好客可以实现所有实意词的翻译。中文的象形字、表意字，多义词和同音词都可以达到意义对等。在语法层面上，原文的成语构词法和结构语法无法保留在译文中，但是在词汇表达效果和句群结构方面可以达成对等。翻译中句法变化普遍存在，功能词，如表示逻辑和连贯性的连词、关系词和副词等，往往会在翻译中被合理化、调节、换位或改编。相比较而言，杜博妮在《三王》英译中表现出对汉语他者更多的开放性和好客。译例证明了列维纳斯伦理学的悖论:当试图推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统一性的西方传统哲学，并建立以他者为中心的伦理体系时，他被困在自我主义的语言牢笼里无法脱逃。好客伦理要在语言的好客和同一化暴力之间寻求平衡:在不打乱同者的语法的前提下，在词汇上贴近他者。翻译既要尊重他者，又要接受自我的局限，因此中英文学译者的最佳选择是新直译。不以“译异为异”为目的，但追求对表意过程的再现，新直译注重对等，接受转换和变异，保持对他者的开放。
经过与布朗肖的相互生发，列维纳斯的文学观从对神秘化的不齿转变为对文学哲学性的肯定。他认为文学是言说(the saying)，而不是所说。这就确立了我的主体性在场的位置。这个伦理定位解释了文本的多义性和翻译的主体间性。文学文本并不是可以被完全掌握的知识，言说的意指过程是不能被耗尽的。言说不停地消泯所说，在场代表不在场。作者并没有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死亡，译文是作者和译者的对话。如果没有翻译，源文本就是一个无名的实存，陷入黑暗和孤立。通过翻译，源文本获得一个主体间性的“他者”，听到了远处的回声。就译者主体性而言，译者会在翻译中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但是源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对应显而易见。通过《三王》译文对比发现，翻译中语言的转变使作者与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融合。修辞的翻译既证明了译者的创造力，也显示出译者对原文本的尊重和好客。目标诗学中不存在的文学形式通常会直译。目标语诗学多元系统使小说的版面、段落划分、语言特征甚至故事情节有所变化，但文学性的表现，如故事、人物、情节、音效和修辞手段等都会在目标语中重现，由此巩固了中文原版与英文翻译之间的对应。翻译是作者和译者的合作，译者有合作署名权。译文具有双重身份，以汉语小说应以为例，在汉语言文学系统中，译文是派生的、附属的、次要的，是原文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新生;而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译文是原初的、独立的、自治的，是对译入语原创文学有益的补充，而原文是无名的实存。
列维纳斯伦理学提倡对他者的责任和好客，但其伦理思想是对历史的暴力的思考和对哲学的同一性暴力的暴力反抗。列维纳斯号召“为他者”的生活，因此他将所有的自我肯定都是为暴力。理性是暴力，认知是暴力，语言天生具有暴力性。翻译始于好客和开放，而终将归于暴力。翻译暴力不可避免，民族中心主义暴力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三王”文化术语的英译对比表明，政治、宗教、哲学术语很可能会保留其他异性，而传统民族文化术语通常会被同化。对翻译的暴力性质的探索揭示了翻译固有的文化损失。但是，为了将列维纳斯伦理学引入翻译哲学，与暴力这个具有挑衅性的术语抗衡，本文提倡文化主体间性，既接受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改写，也强调译文对译者和译入语的影响，追求翻译对等。翻译有助于加深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理解，但他异性是他者的决定性特征，无法被把握和同一化。列维纳斯伦理可以防范极权主义暴力，确保“自我”与“他者”的和平共处。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并未建成完美的伦理形态，但他对好客的提倡规避了战争和剥削的风险。他者并非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相对关系，他者的他者即自我。列维纳斯伦理认为语言、思考和翻译都具有好客和暴力的双重特征，只有坚持对他者的无限责任，才能实践对他者的有限好客。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大潮中，译者要尊重原文的语言、诗学和文化特征，对原文保持好客态度;批评家也要认可翻译文学是原文学的“他者”，对译文保持好客态度，以通过“他者”了解自我。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是多民族的、异质性的，同一化暴力是世界文学的障碍，因此在继续向他者开放、保持对他者的好客、尊重并维护他者的他异性的同时，中国文学应该强化文化自信，提升自身质量，保持自我的特异性。自严复以来，中国翻译思想素以伦理维度见长，而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中国哲学犹如一个思想宝库，在彭萍、王大智、杨镇源等学者引领下，中国翻译伦理的挖掘和研究给翻译伦理学增添了中国话语，必将推动翻译伦理学的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