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包括对问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等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对地方志、史书、族谱、家谱等历史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人口普查数据和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资料的研究,主要探讨桑植各民族的民族边界与民族关系现状。本研究各个部分涉及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多民族杂居区的居住形式决定了各民族生活上的交融性。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交错居住,各民族间交往频繁,共同的地域使各民族之间互相了解和学习,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促进了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使各民族间共同的因素增多。同时,民族的独特性也显现出来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的互融性。目前,桑植各民族在居住形式、服饰、语言等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已经不分彼此了,且民族间没有出现结构性差异,各民族对其它民族成员普遍持开放态度,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频繁,因此,多民族杂居区的居民生活体现出一定的交融性特征。第二,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的族群边界趋于模糊化。服饰、语言、风俗习惯等作为区分族群差异的“文化标识”,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通过频繁的族际接触和文化互动,已形成一种便捷实用的“族际共同语”,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边界已不存在；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存在着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中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出多个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特点；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由于长期的互融互通,风俗习惯早已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中逐步趋同了,曾经界限分明的单一民族的风俗习惯早已融合、重组,嬗变为一套新的习俗体系,成了境内多数居民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随着民族之间交往频繁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化,桑植的族际通婚率高达41.6%,呈现出常态化和规模化趋势；较高比例族际通婚家庭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越来越多,桑植各民族居民亲属网络中“民族成分”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桑植各民族之间,其“文化标识”的差异已不那么明显,族群边界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第三,国家的民族政策客观上强化了民族意识,重构了族群边界。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导致原生性民族认同减弱的同时,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又在一定程度地强化了“工具性”民族认同。一方面,国家以社会政治方式构建了“民族”,强化人们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民族优惠政策”等现实利益又驱动着少数民族积极认同“民族身份”。“民族认同”,不再仅仅是关于历史、祖先、文化和民族特点的荣耀感和自尊心,而更多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机会意识。这样的族群意识通过政策机制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世界中,在增强人们对本族群认同的同时,逐渐重构出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族群边界。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论述了研究对象及研究主题的选择,回顾了前人的相关研究,并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构架。第二部分介绍桑植的基本概况,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模式、民族和人口分布状况等,并着重阐述了桑植各民族的来源及基本现状。第三部分分析桑植各民族在居住格局、语言使用、文化生活、社会结构、社会交往、族际通婚和亲属网络等方面的族群边界与民族关系现状。其中第三章分析了桑植各族人口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以及各民族居住格局的变化情况。阐述了各民族族际交往和民族的结构性差异现状,认为桑植目前已基本形成平等、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第四章分析了桑植各民族在语言使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分析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现状和趋势。第五章以问卷数据为基础,综合比对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数据,重点分析了桑植各民族相互通婚及亲属网络逐渐扩大的状况,分析了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第六章从桑植实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入手,分析其对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的影响,认为民族认同的建构不仅以民族原生性的文化特点为基础,同时也受到民族识别政策及民族成员的工具理性所影响。最后一章是本研究的讨论与结语部分,概括了主要的结论,提出桑植各民族的民族边界消融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南方大多数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演变的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文化标识”将不断淡化,“民族边界”亦将不断模糊化,少数民族人口的交融与共生是多民族杂居区的必然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