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学和文本本身的研究框架中,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文化背景。翻译和性别的结合,使女性主义翻译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翻译热点。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可谓轰轰烈烈,且战果辉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迄今已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始于19世纪中叶,结束于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在每个阶段,女性主义运动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诉求。到了第三个阶段,女性主义运动“主要以一种创造出新思维、新知识和新范式的性别话语形式出现的”,并将矛头直指知识,甚至语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性话语使女性成为第二性。再加之长期以来翻译界存在着一种性别隐喻,即译文为“不忠的美人”；译者和译本是作者和原作的仆人,是必须忠于夫权的“小媳妇”。作者在考察了女性主义翻译和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后,借助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大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性主义翻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父权制下与男性争夺话语权力的过程。性别话语权力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系统介绍这一概念的文章还很少。另外,本文还重点考察了性别话语权力的理论渊源。作者发现：从伍尔夫的“性别差异”思想到波伏娃的“社会性别”,再到女性主义关注的“性别话语”,这些理论对女性主义运动来说,有前后的承继性。相对于西方,国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为争取女性的话语权力而进行女性主义翻译更无从谈起。但是国内有一批具有女性意识的译者。本文以其中的典型代表朱虹和冰心为例,考察中国翻译语境中女性为争夺性别话语权力而进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