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以现实主义写作立足文坛,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写作到追求“真正的现实主义”,他不断在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实践中注入新质,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刘醒龙在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写作关注改革所遭遇的困境,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分享艰难》因其批判性的缺失和作家价值立场暧昧与含混饱受诟病。同时,他注重以道德之善树立人性标杆,《凤凰琴》中民办教师形象的塑造正体现了作家对道德之善的赞美。而他此阶段的写作并非只有温情脉脉“分享”与赞美,也不乏从人性和体制两个方面反思文革、揭露国民劣根性与人性阴暗面的批判性文本《弥天》,显示出作家并未放弃自身的启蒙立场。其后的《痛失》、《政治课》在对《分享艰难》文本的重写中,不断注入体制批判的元素,而《圣天门口》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则更体现出作家的批判精神和对“真正现实主义”的追求。刘醒龙的现实题材小说多取自现实经验,呈现社会现实,同时也因粘附于现实而缺乏具有穿透力的思想烛照；而他的历史题材则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将经验性的描摹引向了观念性的思索,这一提升尤其体现在《圣天门口》对“善”、“仁爱”等价值的建构上,他试图以此为读者铺设一条具有建设性的精神出路。这种建构主要是通过对一系列道德理想主义人物形象的深化来完成的,这也是刘醒龙小说中所出现的一以贯之的形象母题。刘醒龙所追求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包括多重内涵,它首先代表着一种写作立场的确立,面对当代作家的价值虚无、理想失落和当下文学“为人生”的意义的渐渐消解,刘醒龙敢于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并进一步确立一种肯定性的正面价值观,这体现着他“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追求和对此种追求的自信力。另一方面,“真正的现实主义”也是一种姿态性的表达,刘醒龙不断进行着被其称之为“为现实主义正名”的工作,这一“正名”不仅是为当今文学“正名”,也是为当年“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自己“正名”,作为自我认同感很强的作家,他显然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遭遇“误读”,而要用更丰富的文学实践来证明自我。刘醒龙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也存在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缺憾。在理论上,他对“真正的”言说围绕“优根性”、“大善”等概念展开,在缺乏学理性的论证中,常常陷入概念的自我消耗而缺乏实质意义。在实践上,作家过于迫切地确立自我写作立场与姿态,尤其表现为对“道德”、“仁爱”等概念的过分依赖,作家对道德理想过于笃定的追求容易使自身陷入情感的泥沼,从而遮蔽应有的理性、导致价值立场的摇摆,这不利于现实主义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