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不断进步,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杜培武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的曝光,使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我国的侦查程序往往在刑事诉讼中起着主导作用,此后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都要依据侦查阶段搜集的材料作为定案基础。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事后监督性质的举措,相比于此种举措,笔者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在场权这种事前介入的方式具有更好监督性,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本文在律师在场权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域外在场权制度构建后,梳理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同时提出建立制度具有可行性的理由,最后对如何在我国构建在场权制度进行了设想。据此,笔者将以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本章讨论了律师在场权的涵义和性质、律师在场权的理论基础、律师在场权大致的发展脉络。由于理论界有关律师在场权的概念争议未达成一致,故固定律师在场权的讨论框架是重中之重。从律师在场权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实践功效等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最狭义的律师在场权界定相比于广义和狭义的界定,更符合此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更符合理论精神,也更匹配我国刑诉理念转变的实践要求。第二部分,本章的论述内容是国内外的制度现状以及制度建设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我国目前的立法趋势、司法理念和实践成果等足以表明,中国具备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条件。在参照国外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只需以实体性和程序性的两类规范标准来搭建制度主架,另外完善值班律师、认罪认罚从宽等配套制度,那么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落地是具有可行性的。第三部分,本章讨论的是我国建设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困境、必要性以及可行性。我国尚存在口供需求、侦查理念落后、律师资源不足、侦查期间裁判权缺位等问题,这也引来了无数反对律师在场权的声音。而实践中,录音录像的保障弊端、刑讯逼供和翻供现象、讯问规范不健全和讯问技术落后等现实问题确实需要律师在场权制度加以解决。从律师制度发展、控辩双方观念的演变规律、律师角色价值等方面来看,我国不该过于保守,可以开始着手在场权制度的建设,不过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本土化障碍,做到稳步谨慎,循序渐进。第四部分,关于我国实现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参考不同国家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法制背景,先应明确我国在场权的制度的预期功效在于“缓解”而非“解决”,以此为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可有效避免走到“过犹不及”或“形式主义”两个极端。在细节上,以实体性和程序性的两类规范标准来搭建制度主架,要做到包含以下元素:处分权、律师权利内容、例外性规定、告知义务、律师介入时间点、违法制裁机制、其他配套制度。最后稳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即可加速在场权制度的成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