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96条规定合同解除异议制度,赋予解除相对方异议的可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异议期间制度,促使相对方行使异议权成为可能。法律虽对异议期间作出规定但仍存在较大的空白地带,异议权及异议期间于理论及司法适用中仍存在众多争议,尤其是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及“类似案件不同判”的现象出现,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通过对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其主要的争议焦点还是在逾期异议时法律效果的认定上存在区别,也就是法院在逾期异议时究竟采纳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的方式产生巨大的争议,直接影响合同状态判定及责任的承担问题。因此本文开篇首先认可异议期间确立的价值,对其性质进行明确界定,紧接着对异议期间是否经过的因素进行考量,最后在对逾期异议的法律效果进行分析。坚持此条脉络逐一分析,以期异议期间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好作用。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确立必要性及其性质问题是本文首先需要厘清的前提部分。异议权与解除权相伴而生,异议期间的设置更是为相对方行使异议权提供了空间。对于异议期间的性质界定问题,由于其与异议权性质颇为相关,因此,笔者通过对异议权性质的典型学说进行梳理,分析其各自的利弊之处,进而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即异议权为形成抗辩权,特殊的形成权属性。在此基础上对异议期间的除斥期间性质进行进一步界定,在明确异议内涵的基础上以便更好分析与解决问题。本文将异议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该期间是否经过直接影响其法律效果的判定,故而本文通过考量一般以及特殊情形下影响异议期间确定的因素,为讨论异议期间届满后异议的法律效果奠定基础。一般情况下异议期间的确定与起算点、期限、是否具备溯及力方面息息相关。在判定何为异议期间的起算点时,笔者认为通常以通知到达相对方时起算三个月;若解除方直接诉讼解除未发出通知,则从相对方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起算三个月。《合同法》与《合同法解释二》出台时间上有前后差距,当合同解除通知介于两者之间时,异议期间是否具备溯及力会影响异议期间的确定。笔者认为异议期间不具备溯及力更为合理,异议期间为《合同法解释二》施行之日起延长三个月。异议期间适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形,如当事人对异议期的特别约定、非诉异议方式、客观障碍的出现,此时异议期间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变化成为探讨点。笔者认为,当事人之间约定异议期在不违背法律和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约定过短异议期有助于督促合同关系尽快确定,有效;约定过长则违背法律设立目的,须法院酌情予以调整。关于异议的主张方式,仅限诉讼或仲裁,当事人采纳非诉方式并不会导致异议期间的暂停。若出现客观障碍,尤其不可抗力,异议期间应暂停计算,等待障碍消除之后准予类推诉讼时效的延期届满或延长规则,以期在法律秩序稳定与当事人权利行使之间达到平衡。合同解除异议逾期的后果实质上是指异议方在异议期间届满后针对合同解除提起的异议主张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如何判决的问题。通过对司法实践的案例进行归纳分析,逾期异议时由于法院对《合同法解释二》的理解不同,可能会采纳形式审查或者实质审查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当然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判决。这也是司法实践常出现同案不同判或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的依据之所在,长此以往会降低司法权威及公信力的丧失。笔者通过对两种模式的合理及质疑之处进行分析,最终采纳在尊重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以法解释论角度阐释法律,对于异议期间的适用不能采用僵硬的“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坚持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方式来认定逾期异议的法律后果。解除方承担证明其解除符合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初步证明责任。简言之,法院仅需形式上审查是否发出解除通知及相对方是否在期间内异议即可。逾期异议,合同即解除,若因无权解除人不具备解除权而导致合同解除时,善意相对方可追究其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维护双方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