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学生自治,导源于西方模式。随着清末民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学生自治随之进入中国教育者视野。北京、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及由学生主办的报纸杂志。早在清末,尽管当时教育管理十分严格,但在民族与民主意念的催动下,一些自治性学生组织已在校内悄然出现。如广州岭南学堂、安徽高等学堂、陕西宏道学堂、湖南常德府中学堂、中国公学等,均先后成立了名称迥异但富有自治精神的学生组织。这些自动组织起来的学生们,企望通过“自治”反抗封建专制,借以实现各种救亡图存之梦想。“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值杜威旅华讲学。经由教育界大力倡导,美国“学生自治会”制度引入中国校园,运用于学生管理变革。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念影响,学生自治开始注重丰富的团体生活、学生学会生活以及服务社会能力的培养。这一时期,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自治活动都有开展,自治组织出现联合扩大趋势,由校内组织推进至区域性团体乃至发展成全国性学生联合会。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布《学生自治制纲要案》。此后,以“学生自治会”命名的学生自治组织,迅速在各校设立起来,“于是学生会之组织,举所有有学校之都市,所有有学生之学校,视同必需,否则即足以显示其无人”①。就在学生自治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有关批评之声也随之而起。其矛头主要对准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过程中视学生自治为时尚,过于追求其时髦形式,不求自治真意,不讲实际训练；二是在学生组织实际操作中,“自治”与“管理”矛盾难以调和,导致各种问题产生。这种矛盾既存在于学生自治会与校方管理之间,亦存在于学生自治会组织内部。学生自治会的混乱现象,导致后来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强制整顿。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建设以立救国大计案》。该议案对学生自治会明确提出整顿办法,严格规定自治会的成立、注册、权限、解散和改组事项。客观说来,这种举措有利于学校管理的有序进行,但学生组织“自治”的性质却因此遭到严重削弱。论文第一章,首先对学生自治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简明梳理。西方学生自治之源头,可前溯至中世纪时期的“学生”大学。这类学校由学生全权管理校务,学生极富自主自治特性,但后来逐渐被教会管理、教授治校取代。18、19世纪,经由“洪堡理念”与“美国教改”之影响,学生自治形式得以复苏,且呈现诸多崭新理念。若言中国教育史上的类通之处,则官学中的“斋长制”与书院中的“高足弟子代管制”等,也大体展现了学生自我管理、独立自治的精神。第二章,阐述学生自治引入中国的思想基础,包含政治理念、文化变迁和教育新潮三个方面。西方学生自治模式在民国前期引入国内,存在一定的政治条件、文化基础以及教育方面的考量。“自治”本是政治概念,中国乡绅自治传统与近代西方地方自治理念,经由国内对传统文化礼制的批判与学生群体力量的崛起,在教育界引起反响,并由此推及学生管理。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不断地输入中华教育界,并成为学生自治在国内发生、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学生自治的时代条件。专门就引发学生自治潮的直接诱因、表现形式以及当时教育界的普遍反应与认识成果进行详细论述。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伴随着教育宗旨的重新厘定,早期出洋留学一代的“海龟回游”,杜威访华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促成与推动了学生自治成为民国前期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学生管理的一种流行风潮。近代中国,秉承“教育救国”的教育先辈们倡导学生自治,其目的始终在于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借以复兴我中华民族。第四章,学生自治的实践表现。本章对当时学生自治的实践进程、活动表现、组织团体以及积极影响等进行考察与梳理。教育一线上的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响应,开展校内学生自治实验。学生在校方支持、教师指导下,成立组织、开展活动,积极进行自我管理,在自治过程中得到锻炼,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教育界引进学生自治模式开展校园实践,其主要目的和动力,在于“教育救国”；除为人才兴国外,更为摒除旧式教育、培养新式国民,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而来。第五章,学生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矛盾。学生自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界限不清、学潮不断、纪律松弛以及学业难以为继等现实情况。这些情况,可根据其缘由划分为两类：一由社会问题引发而来；二因校园内部各方关系相互碰撞而生。盲目照搬美国模式以及该模式在本土上的冒进式发展,使得国内教育界对学生自治缺乏系统而充分的实验与研究,致使其在短期内就呈现“舶来之品”水土不服的现象。在探索历史原因时,文章最后从我国人文传统、政治环境、教育改革以及人的因素等方面,对学生自治中的问题之潜在病因作出探讨。关于民国时期的学生管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自治”,即学生自治；一是“管治”,即学校对于学生的规束。民国前期的学生自治,因其与学生运动、学校风潮丝丝相连,引发教育管理系统的反省与审思,遂而对学生自治施以强制管控。学生自治潮的最后临界点,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南京政府大行“训政”,对学生施行特务监管,学生自治内核因此发生严重变异。学生界进步分子,就正当的学生自治权与学运权,同教育当局、校内反动组织展开了复杂而持久的周旋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