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以及增长速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投资波动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波动的出现。但投资是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中周期性较为普遍的一个因素,其波动程度也较为剧烈。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和增速的区域性差异中,较为明显的是由于政策倾斜、原有经济基础以及区位优势的影响,我国的东部沿海省份吸引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也有了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而中西部的内陆各省区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较小,外加交通、人力资源和技术的相对落后,经济发展较东部而言仍较为落后。在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我国面临国内国外经济形势的双重挑战,国内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国外经济形势亦较为严峻,外部需求面临常态性的萎缩和衰退。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的空间差异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本论文关注的焦点,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了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来对新常态下不同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进行了机理分析,得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净效应取决于新常态下正向拉力作用与负面阻力作用的博弈以及共同作用。本文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关于投资份额、投资效率的指标研究、空间相关性的研究对各省份的投资份额和投资效率进行了现状分析,通过计算各省投资相对份额的数据发现各省投资相对份额呈现出普遍扩大的趋势;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投资份额差距呈现收敛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短期需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应对内外部冲击,中长期为弥补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而东部地区资本存量已经有较大规模。通过δ-收敛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则有收敛的趋势,这对于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通过空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对莫兰指数的计算之后,我们发现了投资份额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该相关性在新常态下有加强的趋势;本文亦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效率损失,中西部的许多省份已经进入了高份额、高增速和低效率、较粗放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中。在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分别进行协整检验之后,本文通过以年份为门槛变量,建立全国及三大地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三大地区都可建立单门槛模型,西部地区的门槛估计值年份晚于中部和东部,其时间滞后约为一年,这也同时客观地表明,我国的新常态经济特征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是渐次成形的。门槛估计值显示了2014年前后的显著变化,而这一变化即是新常态经济特征的体现。固定资产投资作为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应当因地制宜地使用,而不应当一刀切地增加或者减少;对于我国西部地区,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仍势在必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不应过分采用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驱动方式,则应更多的采用技术进步和加大经济开放程度来驱动地区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规模,在东部地区要小于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程度不同所决定的,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呈现出较为饱和的状态;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程度还较为欠缺,故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规模,在东部地区要小于中西部地区。故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固定资产投资驱动地区经济这一手段应当因地制宜,西部地区仍然应当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而东部地区更应通过加大R&D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应鼓励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通过PPP方式、降低门槛与壁垒是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逐步增加;同时确定和保证财政资金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确保其主要是为提供公共品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