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传导和银行风险承担进行了广泛讨论和高度关注。2010年底二十国集团重新对巴塞尔协议Ⅱ进行了完善和修订,由微观审慎的监管理念逐步向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进行转变并确定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内容。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内容为宏观审慎管理,相较于巴塞尔协议Ⅱ过度的关注个体风险,宏观审慎管理将重点放在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上。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时间序列来看,通过逆周期调节减轻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二是从横向联系来看,宏观审慎管理还要关注和限制金融风险在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传染。在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是纯粹的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如何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之间的再平衡?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在宏观审慎管理下,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本文采用动态非平衡面板系统GMM模型,利用25家上市银行机构2006-2016年间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上一期的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其下一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了重要影响,两者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起到了激励作用;我国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为敏感;滞后一期的银行盈利能力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负向关系,盈利能力越强的银行并未将其上一期的利润投入到风险较高的信贷领域,而盈利能力偏弱的银行为了急于改善现有的盈利现状,呈现了一定的冒险和激进而将其上一期的利润投入到了风险较高的信贷领域;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越高,其开展的非传统业务活动就越多,其经营行为更倾向于风险偏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要高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