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研究表明,信用增级的途径主要源于抵押品价值、信誉和担保。隐性担保作为一种非正规的担保形式,其对企业信用增级也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与正规担保不同的是,隐性担保具有或有性,这种或有性决定了银行在给予被隐性担保企业信用增级时必须进行程度控制。银行作为信用增级的授予方,其在实施信用增级程度控制时通常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需要考量,一是隐性担保人的偿债意愿,另一则他的偿债能力。在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结构下,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父子关系”,“父爱主义”致使国有企业在融资活动中通常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而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强大,这就意味着中央企业的信用增级程度基本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偿债意愿;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却是有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又决定着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的异质性,因此,探寻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与所属国有企业信用增级程度的关系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以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结构下的政企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地方政府为所属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考察,探讨了地方国有企业的信用增级过程,借助KMV模型以及PSM模型测度了地方国有企业的信用增级程度,揭示了地方国有企业信用增级程度的区域差异,并在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偿债意愿一致的假定条件下,利用修正的KMV模型,采用倒退分析的手法,探寻了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与所属国有企业增级程度的关系,构建了地方国有企业信用增级模型。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省级区域的相关实际数据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与所属国有企业增级程度的关系进行了验证与检验。最后,针对地方国有企业信用增级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全文的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国有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着信用增级的现象,这是造成企业信用不平等的直接原因;（2）地方国有企业的信用增级程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产生区域异质性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的异质性;（3）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对所属国有企业信用增级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数量上的关系看,当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提高100个点时,对应国有企业就会增加约3个点的信用增级程度,其影响关系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