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租车市场乱象由来已久,政府实施的全面管制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围绕政府对出租车的管制是否失灵,管制制度应当保留还是解除,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认为,现行出租车管制制度恰恰是市场乱象的根源,政府对出租车的管制大大超越了必要限度,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这种过度管制制度的生成是由于特殊利益群体的推动造成的,应当通过制度改革,用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取代先行出租车管制制度。首先,界定政府管制出租车市场边界,建立过度管制的判断标准。引入法学中的“私人自治”概念,以这一概念为统领重新构建出租车市场失灵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出租车市场失灵因素从新的角度给出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市场自矫正观点,即私人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而无需公权力介入。通过对出租车与其他交通方式替代关系的分析,发现出租车与私家车具有较强替代关系,且后者负外部性远高于前者,因此出租车的外部性实际上已被市场自我矫正,建立在出租车外部性基础上的数量和价格管制缺乏必要前提。通过引入声誉理论,对出租车市场无法矫正信息不对称进行了解释,提出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交易方式难以满足声誉机制生效的前提条件,因此出租车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被市场自矫正,出租车安全和服务质量会因此而发生失灵。界定出租车市场失灵范围之后,提出政府管制还必须满足不超出能力边界的观点,对政府管制出租车数量、价格、安全和服务质量的能力进行了分析,提出出租车数量、价格和服务质量管制均超出其能力范围,政府只能对出租车安全实施有效管制。其次,对现行出租车过度管制制度的成因进行分析,为过度管制制度生成提供解释,并进而发现阻碍现行出租车管制制度改革的根源。引入了非正式制度理论,按照生成机制和实施方式的不同,将出租车管制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提出除了数量、价格、安全和服务质量、准入歧视等正式管制制度之外,出租车市场还存在牌照租赁、次级寻租等由正式制度衍生而来的非正式制度。运用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出租车管制正式制度的成因,对出租车市场相关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制度影响力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不同利益群体力量占优时的不同制度安排,揭示了我国现行出租车管制制度超过必要限度的原因是管制官僚和出租车企业小群体在制度生成的斗争中更具优势。将演化博弈理论迁移到本研究之中,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出租车牌照租赁和次级寻租等非正式管制制度的生成给出合理解释。再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出租车过度管制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研究,对出租车过度管制制度的研究进行验证,为出租车制度改革指明目标和方向。通过构建出租车市场社会福利模型和比较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出租车数量、价格、安全和服务质量、准入歧视等正式管制制度,以及牌照租赁和次级寻租等非正式管制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了出租车过度管制制度造成的无谓损失、寻租、负外部性增加、价格上升、排队、服务质量下降等福利损失。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走访调研、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出租车过度管制的福利分析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出租车管制制度优化目标与方案,研究出租车管制制度优化改革的动力和障碍,分析出租车管制制度优化改革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