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批判与建构”为基本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中，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以对教育研究中人文和科学的历史连续性文化底蕴的把握与对“人”“文”互动统整的追求，力图超越教育研究中各种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采用整体、动态、关系思维方式，在“教育科学与教育发展和教育知识优化”、“教育科学文化本体存在”、“教育科学的价值诉求”、“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和制度与教育研究的文化特质”、“中国教育研究现代性转化对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追求理路尝试及其失败原因”、“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建构的可能路由”等方面进行探究。 教育科学的存在源于人性的内在需要，教育科学的发展和突显源于人性的张扬和个性的解放，教育理论和实践所赖以存在的时代精神为教育科学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作为一种文化过程，教育科学以其独有的人文追求，促进着教育知识的优化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促使人类的教育实践生活在“理想”世界，向着“可能性”行进。沿着古希腊的理性研究传统和罗马的实践研究指向，近代社会以来，教育科学以其自为的努力，沿着追求内部完备的逻辑自治和追求外部证实的经验证据这两条基本理路前行，通过问题的转化机制使内外两个方面整合起来。教育科学这种存在方式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土壤和对象化思维形式之中，深刻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由人而文”，最终达成“人”“文”互动与同一的文化精神特质。基于“求知”精神、“理论”理性以及“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教育科学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过程，在对教育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人为”和“为人”特性。基于追求“外部证实”和“内部完备”的道路，教育科学首先以其实践的精神，通过基于工具性质和技术导向的实践指向，针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从而体现出其控制和引导教育实践的功利性价值取向；然后在理论化的追求过程中，通过纯粹的研究，以认知取向和创造性实践实现求真、向善和尚美的精神追求。 中国传统教育研究中的“悟性”思维方式与西方对象化的理性主义和精确实证的经验主义迥然不同。它虽然也以人文作为其价值内核，但却是基于“以文为本”的“向文而化”，强调的是“人”对“文”的顺应和“文”对“人”的情境性与制约性。作为中国核心学术思想的“天人合一”从来就具有强烈的人伦诉求，追求着人伦社会秩序的重建。基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图式，虽然中国有着“格物致知”的思想，但是，德性至上主宰着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内在的尚古主义治学取向，外在的封建体制压制和科举取仕强化，使得中国传统教育研究以一种“悟性”的思维方式，关注个人如何发现和体认人固有的至善并践行之，于是做人与读书占据了所谓治学方法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关于教育知识获得、表达和整理以及运用和发展的方法论存在。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科学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已经成为近代以来的共同主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存在两条理路:一是在民主和科学的感召下以“顺应机制”试图推进全盘西化的“外在转化”之路:二是新儒家试图延续“同化机制”坚持“中体西用”的“内在转化”之路。在“五四”科学精神的带动下，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从译介外国教育著作，通过实验和其他形式的研究和消化，到开始向走自己独特研究道路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超出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现实和传统文化基因的双重压力之下，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教育研究的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衰落之了。在内在转化这条道路上，在现实的强大冲击下，新儒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性与情感、历史与价值的心灵冲突。当中国从“天下”的“中心”“沦为”“边缘化”的“民族国家”之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中国教育自然生命的挽救无能为力. 但教育科学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不可或缺的教育存在，教育研究的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研究中的“天人合一”固然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但是必须凭借一个中介.没有经过科学理性思维的“天人合一”只能停留在必然王国。无论是教育研究内在的整体关联，或者是外在的现实取向，都要求中国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在中国现代教育研究中建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则要突显“人”的主动建构和“文”的情境性互动，以动态生成的观念超越中国传统惯有的“体”“用”思维，基于“视界融合”，展开主体性的教育科学研究实践，通过“实验与改造’“深描”与优化教育问题和事实、通过“怀疑与争论”建构和生成教育知识的真理性、通过“文本与话语”解释与表达教育理论合理性，从而克服内源性(以心智为中心)知识和外源性(以现实为中心)知识的分离，避免思维的任化和权威的制约，增强对复杂教育情境的适应和适切性。关键词:教育研究科学取向文化哲学中国语境超越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