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抵债,系债务清偿的方式,是当事人之间对如何清偿债务作出的安排。在民间借贷、建设工程领域等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以物抵债能够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因而被人民群众广泛采用。但是,与以物抵债相伴而生的代物清偿、流质流押、让与担保、虚假诉讼、债的更改等内容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产生诸多冲击,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2019年11月14日第九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虽然将以物抵债协议区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但是对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情况仍然难以有效应对,尤其是建设工程领域的以物抵债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未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规制,同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四章关于非典型担保第六十八条中仅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财产应当如何处理进行了约定,对于不属于担保范畴的以物抵债仍处于立法空白的状态。域外法律制度中与我国以物抵债最相类似的是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规定的“代物清偿”制度,但“代物清偿”制度所秉承的要物合同理论不符合合同诺成化的趋势,对我国以物抵债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的借鉴有限。针对这种局面,本文搜集、整理了我国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规范和最高法对相关案件的判决,以此为研究资料,通过历史研究、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规制进行研究。首先,以物抵债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约定的用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而达成的协议,系无名合同。在债务人无法按约履行旧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保障债权实现。依据不同时期法律规制的不同态度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秉承要物合同阶段、剔除担保功能阶段、重回诺成合同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典型的案例或规则为代表。以物抵债协议发展到现在,最高法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九民纪要》最新提出应将以物抵债协议分为两个阶段,兼顾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流押流质,糅合了以往观点的可取之处,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以物抵债协议法律规制的进步。其次,虽然我国关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规制有了质的飞跃,各省高院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不得不承认,与民间借贷、建设工程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一,《民法典》及配套司法解释未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概念、性质、新债旧债关系等予以明确,导致人民群众以及法官对以物抵债协议如何规制处于混沌的状态;二,对以物抵债协议的规定不成体系,违约责任缺乏规制,2015年的八民纪要尚且秉承以物抵债协议要物性的观点,且在九民纪要中仅有两条予以规制,对于以物抵债协议履行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点缺乏回应;三、《执行异议规定》仍陷于以物抵债协议要物性的窠臼,这导致了无论案件如何审理,在执行时仍然要求以物抵债受让人签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全额交付房款、实际接收房屋,将学界对以物抵债协议系诺成性合同的共识束之高阁;四,对虚假诉讼防范的力度仍有待提高,虚假诉讼的泛滥,使法庭成为说谎者的天堂,使法官成为测谎仪,虚假诉讼的存在,不仅仅是以物抵债需要面对的,更是民事诉讼需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第三,从审判实践出发,提出完善我国以物抵债协议法律规制的建议。针对以物抵债协议的现状,出台以物抵债协议的司法解释是完善以物抵债协议的重要一步。一是要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框架,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概念、性质、履行、违约责任、物权变动规则等予以公示,让普通民众像知晓《民法典》一样知晓法律对以物抵债协议的规制策略;二是要对以物抵债协议的实施规则予以细化,对于不同类型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分情况予以认定,赋予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协议以物权期待权;三是对达成虚假以物抵债协议的当事人以最严厉的制裁,以防范虚假诉讼对司法公信力的冲击,避免法院成为当事人规避债务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