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新罗交往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双方交往的主要途径是使者互访。唐朝遣新罗使者是唐朝对新罗政策的执行者与维护者,同时还是新罗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在唐罗关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本文分五个时期,从遣使的背景、类型、选派标准及其作用入手,对唐朝遣新罗使者进行系统分析。唐朝初立之时,朝鲜半岛三国皆积极遣使入唐,对此唐朝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因历史及现实原因,唐朝与新罗关系较为亲近,数次遣使新罗。使者皆为“散骑侍郎”,唐初承隋制,沿袭隋炀帝改革后的外交制度。通过遣使册封,使唐朝和新罗建立了宗藩关系,影响深远。唐太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逐渐强盛,高句丽却挑战唐朝的权威,联合百济侵掠新罗,促使唐罗联盟得以构建。唐罗积极遣使沟通军情,唐使者大多皆为武官,品级较高,体现出唐罗联盟时期以军事行动为主的特点。同时,新罗也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收容唐朝的典章制度,唐罗宗藩关系有了质的进展。受唐罗联盟崩溃并兵戎相见的影响,唐罗关系陷入低潮,对遣使问题态度冷淡。但是,唐朝仍然遣册使册立新罗王,新罗虽未遣使谢恩但也认可唐朝的册封,说明双方一直保持底线,即认可唐罗间的宗藩关系,为此后唐罗关系的恢复提供了保障。经过低潮期的磨合,唐罗双方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罗圣德王即位后,展开积极的亲唐政策,唐朝在唐中宗即位后,对新罗的态度有所改善,双方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遣使频繁。使者种类增多,多为文官,多兼摄御史中丞和东宫官制,且有宦官出使,这与唐后期外交体制的变化有关。部分新罗宿卫和宾贡进士主动充当副使,足以体现唐罗亲密友好的关系。虽然唐罗国势日益衰落,但双方关系持续发展。使者的特点延续了上一时期,无明显变化。以上使者的身份有不同的变化,反映了唐罗宗藩关系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