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型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研究型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显身手，为战时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冷战中大学继续从事军事技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冷战中研究型大学积极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而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斯坦福大学。冷战中研究型大学能够顺利地从事军事技术研究得益于三方面的保障，但这种保障却又是有限的。伴随着20世纪末校园反战运动的不断升级以及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通过，大学与军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宣告终结，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辉煌历程也可以说是暂时告一段落了。论文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简要论述了冷战之前研究型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历史。在霍普金斯大学影响下产生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并在随即到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展现了不俗的研究实力。现代研究型大学形成后不久，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出茅庐的研究型大学在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初涉军事技术研究，可以说一战成为研究型大学的“练兵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算是大学与军事技术结下“缘分”的开始。二战则是研究型大学大放异彩的阶段，研究型大学在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组织领导下，通过从事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军事技术研究项目，不仅为美国的战时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其自身身价倍增，可以说研究型大学在二战中是大显身手，也为冷战中研究型大学继续从事军事技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着重论述了冷战中研究型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相关情况。从1945至1950年期间，大学并没有过多地参与军事技术研究，而是在海军研究办公室的资助下从事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基础研究，并在此过程中与军方建立了和睦与融洽的合作关系，从而为防务机构在朝鲜战争和苏联卫星事件中再次动员大学“参战”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为大学与军方以及防务机构展开合作铺设好了沟通的网络。朝鲜战争爆发后，防务机构迅速动员大学“参战”，大学也在此过程中成为防务机构的“全职”伙伴，而随后发生的卫星事件，让美国真切感受到了与苏联之间的“导弹差距”，为了迎头赶上，防务机构再次掀起了资助大学的浪潮。而资助的形式深深的影响了大学研究的形式与性质，那就是与直接的军事目的息息相关。在防务机构的资助与引导下，研究型大学积极开展了军事技术研究，其中又以斯坦福大学最具代表性，因为斯坦福大学正是借助于冷战的这股“东风”，从二战时军事技术研究的“边缘者”一跃而成为了西部的“五角大楼”，并迅速跻身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行列，更被后人冠之以“冷战大学”的名号，其典型意义不言而喻。　　 第三章重点分析了冷战中研究型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保障因素。战后美国为了在苏联的冷战中赢得胜利，首次制定了联邦科学政策，联邦政府成为全国科研事业的最大资助者，而由于布什报告以及冷战中美苏军备竞赛的影响，联邦科学政策被烙上了浓厚的军事化色彩，而最为受益的则是防务部门，其得到了联邦科研经费的大半，这样就为防务机构资助大学开展军事技术研究提供了资金来源上的保障。同时，大学的科学家肩负着“服务”的理念，又受到冷战的影响，在双重“力”的作用下，大学的科学家们只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去，这样就为大学开展军事技术研究提供了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上的保障。最后，军事科研实验室成为大学参与军事技术研究的具体平台与载体，可以说实验室是在大学与军事技术之间架起的一道桥梁，将彼此联系在一起。但上述的三重保障所能起到的作用却是有限的。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面临的危机。作为现代大学，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捍卫学术自由的精神与理念。随着军事技术研究被纳入到服务以及社会责任的范畴后，特别是当大学过多地卷入军事技术研究时，军事技术研究与生俱来的秘密性与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日益严重时，大学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维护学术自由的理念。随后，越南战争引发的校园反战运动成为这一矛盾最终爆发的导火索。大学里的师生开始抵制与抗议学校所从事的军事技术研究，这种抵制与抗议活动又以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学校最为“热烈”。随后国会通过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正式宣告了大学与军方密切合作关系的终结，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辉煌历程也可以说是暂时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