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说》是毛奇龄《四书改错》所收录的一篇,以“诚”“礼”贯穿全篇始终,全书考据和义理相结合,“承汉而不佞汉,反朱理学而又习王心学”,从而建构起以诚为道之本和以礼为道之用的实学体系。在毛奇龄看来,道无不同,但有体用之别。毛奇龄对道之体用的论述是先从“性”与“教”开始的。“性”即《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教”即《中庸》所谓“修道之教”。从“性”言道即从道之体而言,从“教”言道即从道之用而言。道虽分体用,但终归是道,无不同。因此,从根本上说,性、教是贯通为一的。在《中庸说》的论述中,“性”、“教”分别与“诚”、“礼”和天道、人道相对应。“诚”是道之本(体),属于天之道;“礼”是道之用,属于人之道。毛奇龄认为,作为道之本的“诚”是万物之所以然,也就是万物之形上本体。作为道之用的“礼”是道德的规范,即通过教化而成就人的道德性,升达至天命之性。可以说,毛奇龄的形上本体建构就是为其政治教化而服务的。所以,毛奇龄是借“礼”来阐发其人道的政治教化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毛奇龄以“礼”来解释“中庸之道”,通过纠驳郑玄与朱熹的相关论点,对礼之名目等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得出礼是达到天道之诚的日用大道。毛奇龄认为“道无不同,而修之有异”。道有体用之不同,所以导致人的修道的工夫也有不同。根据道之体用,修道的工夫相应也就分为两种,一是先天慎独工夫,一是后天择守工夫。慎独是针对道之体的诚而进行的“诚身”工夫,能够诚其身,即能够化育万物,终达与天地参的至诚境界。择守是针对道之用的礼而进行的“用中”工夫。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即能达到与礼周流,无过不及,子臣弟友,咸得其宜。总之,毛奇龄《中庸说》以作为道之体的“诚”和作为道之用的“礼”为核心,分别从道的本体和政治教化两方面展开,既追寻宇宙万物的本原(诚),又阐释人伦日用的规范(礼),由此又通过先天慎独工夫与后天择守工夫,追求成己成物的至诚境界,从而形成其独特而系统的《中庸》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