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喉舌之一,建国初期的《文艺报》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权威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本文拟以建国初期(即1949—1957年)的《文艺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体角色——编者、作者、读者以及编辑语码的研究,对当代文学生产、传播、消费机制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考察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这一载体,对新的文学格局进行设置和控制,以及媒体在体制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反应。全文共分为四大板块:一、谁是编者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有:1、《文艺报》编委会的变动情况。建国初期的几年,《文艺报》编委会先后换了五届,任期最长的只有两年多,最短的仅有几个月。在频繁变动的编委会成员中,胡风坚辞,丁玲退出,冯雪峰折戟,萧乾被逐,表面上看各有原因,实质上都是因为办报理念或实践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2、编者按的编发情况。《文艺报》编者通过对编者按的编发频率、编发时机进行选择和控制,强化舆论声势或淡化舆论效果,委婉地表达自己真实的编辑意图。这一隐型表达方式的采用,形成了媒体话语与政治权利话语声音之间的微小缝隙,留下了用文艺思维理解文艺的努力痕迹。但因本质上的相同,在疏离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呈现出契合的姿态。3、胡风事件中的康濯。作为《文艺报》的编委之一,康濯经历了胡风事件的全过程。在处理有关胡风的稿件过程中,康濯被情势裹挟着,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由“文艺守门人”无奈地变成了“政治传声筒”。二、谁是作者。这一部分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通讯员队伍的打造和“工人写,写工人”。为建立适合新意识形态要求的创作队伍,建国初期的《文艺报》下力气从工农兵中发展、培养通讯员队伍,并在他们中进行了“工人写、写工人”的文学实验。通讯员渐渐成为新文艺的写作主力军,并占居了相当的话语空间,造成了作者群体的结构性失衡。2、对于检讨文章的考察。为在新文学格局中争取栖息之地,几乎所有留在话语场上的作者都学会了用检讨的方式,摆出一种臣服的姿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