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风险社会,很多问题都可能演化成国际问题,并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气候变化问题又是在国际社会所有问题中最能唤醒风险意识的一个问题。各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随着排放量的逐渐增加,当大气容量资源被耗费殆尽,国际经济增长也将面临停滞。随着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不断缩小,各国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的争夺日益激烈,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是在外部性条件下,对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分配、交换等模式的探索,它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前提下国家集体行动规则的细化。尽管在科学认知上还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制度体系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但对该制度的探索仍然很必要。法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开辟了法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又因其具有实效性特征,为制度研究发挥了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将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运用供求理论、成本——收益分析、集体行动理论、理性选择等理论,对当前的应对气候变化制度进行可行性和有效性问题的探讨,对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到的具体减排措施进行经济分析,清晰的认识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效用不高的症结所在,得出怎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最优化的选择,以期实现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公平、效率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利于考察该制度约束和激励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功能。应对气候变化制度是各国政治博弈的结果,是在各国利益的冲突、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隐含着权力争夺的制度背后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气体减排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端,但达成一致的是各国都希望通过国家合作制定有效的制度来提供国际气候制度的供给。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企图让各国都发挥同样的作用采取一致的行动,是不现实的。因而应发挥各主要大国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碳排放具有最大贡献的美国和中国等经济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只有大国之间达成有效的减排协定,才能为制度供给提供前提,否则将使气候谈判停滞不前,徒增气候环境治理的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经济学分析,除包括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一般的经济学分析,还涵盖解决气候变化具体问题的专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因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广泛性与庞杂性,只能在众多领域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或者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引起共识的制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如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国际气候专利转让与许可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经济学分析,这需要以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具体制度为依托。通过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得出,尽管该制度的运行需要付出诸多成本,但从整体上看,获得了更多的收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本质,是对气候容量使用权的交易制度,是通过经济方法治理环境问题的一种手段。该制度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能够以较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激励减排行动的积极进行,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矛盾。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不仅肩负着实现制度效率的任务,还承担着体现公平发展的责任。如果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保障参与交易的缔约方获得公平的收益,又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体现出效率性,则这项制度就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共享是实现全球减排计划的有效途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气资源属于全球公共物品,气候容量为全人类共享。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减排活动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发达国家有义务在全球减排行动中作为先行者,积极开发并转让先进绿色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发达国家绿色专利的国际转让与许可将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惠及国际经济发展和全球环境治理。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推进绿色专利国际转让与许可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措施产生于国际贸易中,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市场机制中调整贸易的一种经济手段。单边的贸易措施将制约气候谈判的进行,同时还会对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在与实施单边贸易措施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可能会给我国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影响到我国的发展权益。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措施时,要表明反对单边贸易措施的态度,推行平等的对话机制。同时,应积极推动国际贸易的低碳化,加快推动转型升级,将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对我国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我国也应把握机遇,努力培养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为贸易创造良性的发展空间。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了对于发达国家实行绝对减排,发展中国家实行相对减排,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了减排进程的公平性。但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原则性和不完善性导致了各国在适用规则时,从自身利益出发,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制度的供不应求抑或供过于求,都会增加交易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初衷是促进全球减排谈判的达成,降低谈判成本,推动全球减排进程。因而,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应综合考虑公平性与效率性。本文所主张的公平,是指在承认存在合理差异的基础上,对利益合理分配的追求。可见,尽管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有益于社会效率,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气候谈判产生的收益应如何在不同主权国之间进行分配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尽管会持续存在,但二者博弈的均衡点可能会发生改变。在应对气候变化制度中,二者的博弈也会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实力的状况发生变化。尽管应对气候变化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对其更多公平性或效率性的要求,则要寄希望于各国对国际法理念的认可和各国自身的进一步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的意义在于,论证了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基本功能,即该制度使得各国以尽可能适当的法律语言明确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归属,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国际气候合作的不确定性,并增强行为稳定的预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间处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理性的选择对各自最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制度,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既促进了国际气候合作的开展,又实现了对制度本身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