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抑郁流行病学研究是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单病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因精神障碍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20%左右，而抑郁症在疾病负担谱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抑郁症的终身发病率约为5.2%~16.2%，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抑郁的流行病学和危险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医学心理研究的热点。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隔十年就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精神疾病普查。近年来，抑郁流行病学研究除了关注抑郁症患者，对象进一步扩展到了健康人群。目前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调查对象趋于同质，从最初的全民普查到逐渐开始针对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群体进行研究，根据群体的整体情况针对性的调研和制定相关策略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其次诊断和分类体系日趋成熟，对抑郁的类型如抑郁情绪、抑郁症、阈下抑郁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从ICD-10、DSM-IV或CCMD-3来看对抑郁症均有严格的症状及病程描述。最后是调查工具更加完善，通过抑郁调查量表、精神障碍定式访谈结合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将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不仅促进了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推动了临床研究的深化，为抑郁的诊断、发病机制以及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军人是一个庞大的特殊职业群体。目前还没有全军范围的大样本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仅有一些零星的调查。在一些区域性或针对特殊作业环境军人抑郁的调查报道中发现中国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在25.2%~51.56%之间，存在较高的抑郁流行率。要深入探讨军人抑郁症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规律就必须对军人进行抑郁流行病学的群体特性研究。同时，军营存在军事环境高危险、高复杂、高恶劣；军事训练高强度；军事管理高封闭等特性，使得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性相对于普通人群增大并具有职业差异性。通过对军人抑郁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便于在军队中制定相应的抑郁防治措施，改善和减少抑郁，减少自然减员并增强战斗力。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和军人抑郁危险因素量表对全国范围内的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军人进行大规模的抑郁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调查，旨在初步掌握抑郁在军队中的发生率、分布特征及其危险因素，为军人抑郁的干预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军事实践意义。对象与方法本研究在全军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整群抽取1.14万人进行问卷调查，获有效样本10505例。取样覆盖了21省（区、直辖市）的32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上海、重庆3个直辖市，广州、成都、西安、拉萨等12个省会城市，安阳、徐州、奉化、邯郸等17个非省会城市。根据各部队组成比例按照战士：士官：军官为4.5：4.5：1的比例，男女比例为100：1的比例进行分配。在全体受试者中，陆军7634名，占72.7%；海军1443名，占13.7%；空军943名，占9%；武警485名，占4.6%。男性10397人，占99%；女性108人，占1%，年龄14~57岁，平均22.38±3.95岁。初中学历2160名，占20.6%；高中学历5772名，占54.9%；本科学历2498名，占23.8%；博士、硕士研究生75名，占0.7%。采用问卷调查法、SPSS数据分析法、AMOS路径分析法，对我国军人抑郁流行率、抑郁整体水平及危险因素进行了调研。本研究分为5个部分，第1部分为文献回顾，分析国内外、外军及我军抑郁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抑郁危险因素的研究现状。2~4部分主要由4个研究组成，研究1进行了我国军人抑郁流行率及其特征调查，研究2分析了我国军人抑郁整体水平；研究3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4建立了军人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对抑郁的影响及路径分析。结果1.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为18.1%（95%CI=17.4-18.8），相对于中国常模CES-D得分≥16分者占33.3%来说，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较低。其中轻度抑郁发生率为8.6%（95%CI=8.0-9.2）；中度抑郁发生率为4.4%（95%CI=4.0-4.8）；重度抑郁发生率为5.1%（95%CI=4.7-5.5）。2.中国男性军人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女性军人（18.2%vs10.2%，χ~2=6.034，P<0.05）；不同军种抑郁的发生率从高至低分别为，陆军、海军、空军、武警，军种之间差异显著（19.9%vs17.0%vs11.2%vs6.7%，χ~2=88.673，P <0.05）；不同职级抑郁的发生率差异显著从高至低分别为士官、战士、军官（19.3%vs17.5%vs15.4%，P<0.05）；大学学历军人抑郁发生率低于初、高中及硕士以上学历军人，后三者无显著差异（16.2%vs19.8%、18.2%、18.7%，P <0.05）。3.从经济区域来看，西部边远地区军人抑郁发生率为23.9%显著高于中部内陆地区14.7%和东部沿海地区1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1.524，P<0.001）。从行政区域来看，军人抑郁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北地区25.2%、西南地区22.7%、中南地区19.6%、东北地区12.4%、华北地区11.5%、华东地区9.8%，差异显著（χ~2=215.232，P<0.001）。4.不同军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前三位分别是第11年25.8%、第9年24.8%以及第10年24.2%；不同年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前三位分别是：28岁27.0%、30岁25.4%以及26岁22.2%。不同军龄、年龄军人的抑郁发生率存在差异，总的构成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χ~2=48.892，P <0.001；χ~2=46.420，P <0.001）。5.中国军人抑郁发生水平显著低于中国青年常模（10.28±7.63vs12.30±10.39；P＜0.01）。女军人CES-D均分为8.03±7.44，男军人CES-D均分为9.94±7.45两者具有显著差异（t=7.032，P＜0.01）。6.不同军兵种抑郁水平从高至低分别为：陆军10.45±6.50、海军9.76±5.30、空军8.13±6.00、武警5.67±3.9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85.578，P＜0.01）；不同职级抑郁水平：军官8.73±7.52优于士官10.43±7.61和战士9.74±7.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6.826，P＜0.01），士官和战士无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上：初中10.54±7.30，高中10.03±7.38高于大学9.18±7.64和硕士以上9.02±8.35，差异显著（F=13.986，P＜0.01）。7.不同经济区域抑郁水平比较：西部边远地区抑郁水平11.49±7.78高于东部沿海地区8.84±7.20和中部内陆地区9.11±6.89，差异性显著（F=13.986，P＜0.01），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不同行政区域抑郁水平比较：西南地区11.38±7.74和西北地区11.34±7.89最高，其次是中南地区10.50±7.38，再次是东北地区8.43±6.74和华北地区8.25±6.19，抑郁水平较低的为华东地区7.50±6.75，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F=89.431，P＜0.01）。8.不同军龄军人抑郁发生水平前三位分别是：第11年12.04±9.17、第10年11.9±8.50以及第12年11.34±9.03；不同年龄军人抑郁发生水平前三位分别：28岁12.21±8.87、30岁11.82±9.55以及29岁11.33±7.70。不同军龄、年龄军人的抑郁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F=9.530，P<0.01；F=5.098，P<0.01）。9.我国军人抑郁发生首要危险因素为环境因素（生活事件）OR=5.75和遗传因素OR=3.57；其次为吸烟OR=1.41、饮酒OR=1.40、运动不足OR=2.98这三种不良行为习惯；长期服用药物OR=2.84及患有慢性疾病OR=3.22也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我军特殊作业环境：如导弹部队作业OR=2.48、炮兵部队作业OR=1.64、坦克部队作业OR=1.38、雷达部队作业OR=1.27、电子对抗与通信作业OR=2.11、防化部队作业OR=1.12；特殊自然环境如：热区环境OR=2.07、寒冷环境OR=1.82、高原低氧环境OR=2.19、坑道环境OR=1.64；训练伤OR=3.53均为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10.中国军人抑郁水平与军人生活事件（如：未来就业压力大、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别人对我不信任、失恋、本人患病或受伤等）呈显著正相关（r=0.382，P<0.01）；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0.379，P<0.01）。11.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路径模型中，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均对抑郁的发生有直接的影响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58，-0.37（χ~2/df=4，P＜0.01），模型拟合良好。结论1.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及整体抑郁水平低于中国普通人群。且有性别、军种、职级、文化程度、经济文化地域、军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中女性军人优于男性军人；军种差异中，从低到高依次为武警、空军、海军、陆军；职级差异中，军官优于战士和士官；文化程度差异中，呈现随学历升高而降低的趋势；在区域差异中，中部沿海地区抑郁水平优于偏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落后地区；军龄和年龄差异中，存在9~12的抑郁高发关键军龄段和26~30岁的抑郁高发年龄段。2.中国军人抑郁发生首要危险因素为环境因素（生活事件）和遗传因素(直系亲属具有抑郁病史及自杀史)；其次为吸烟、饮酒、运动不足这三种不良行为习惯；长期服用药物及患有慢性疾病也为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我军特殊作业环境（如导弹部队作业、炮兵部队作业、坦克部队作业、雷达部队作业、电子对抗与通信作业、防化部队作业）、特殊自然环境（热区环境、寒冷环境、高原低氧环境、坑道环境）、训练伤均为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3.军人生活事件（如：未来就业压力大、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别人对我不信任、失恋、本人患病或受伤等）使抑郁发生危险增大；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和缓冲生活事件对抑郁发生的负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