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应用普及与信息技术发展,各类自媒体平台和社交软件应运而生,导致网络谣言受众增多、传播范围广泛、影响深远,仅靠监管部门力量不足以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同时,现代媒体技术使得网络谣言形式呈现多元化,造成网络谣言识别和监管难度加大。因此,转变网络谣言治理思路,从多头管理变为协同治理,从事后管理转变为过程治理,实现网络谣言治理关口前移,是现阶段网络谣言治理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采取合理的奖惩措施,针对性选择合理的干预时机和干预强度,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干预策略,从而更好地对网络谣言进行协同治理和过程治理,实现更佳的网络谣言治理效果。本文基于不确定理论,将不确定多目标规划模型应用到网络谣言治理效果优化领域,考虑了不同类型网络谣言的属性特点,自媒体和网民的应对态度,以及监管部门对自媒体、网民的奖惩机制等治理网络谣言时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网络谣言传播干预时机和干预强度模型,并通过对比实验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定量分析协同治理的重要意义,旨在为监管部门有效开展网络谣言协同治理和过程治理、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构建单主体网络谣言传播干预时机模型,分析仅监管部门治理时,如何合理地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谣言进行干预时机的决策。以最小化网络谣言传播率、干预成本的期望值为目标函数,考虑网络谣言关注度、发布时长等现实因素,以及其对网络谣言传播率和干预成本的影响,并将成本、传播率门槛等约束条件加入模型中,考虑监管部门对治理效果和治理成本的侧重程度,分析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干预时机选择。为使监管部门等决策者在实际中更好地应用该模型,本文进行了数值实验,将赋予不同权重和不同门槛值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次,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网络谣言传播干预时机模型,分析自媒体和网民参与时,监管部门如何合理地选择干预时机。仍以最小化网络谣言传播率、干预成本的期望值为目标函数,在单主体网络谣言传播干预时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自媒体和网民的应对态度,监管部门与自媒体、网民的协调配合机制,即监管部门针对二者的参与态度选择的奖励机制等现实约束,为使监管部门等决策者在实际中更好地应用该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将实验结果与单主体网络谣言传播干预时机模型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模型有效性的同时,阐述自媒体、网民和监管部门的协同治理对增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重要意义。最后,构建了网络谣言传播干预强度模型,分别分析单主体和多主体参与时,在相应的干预时机下,监管部门如何合理地选择干预强度。考虑监管部门的惩罚机制和惩罚有效度（传播者被惩罚后不再传播的比例）等现实因素,以最小化剩余传播者比例和干预成本的期望值作为目标函数,将网络谣言关注度、惩罚机制和惩罚有效度等现实约束加入模型,分析相应干预时机下的干预强度。为使监管部门等决策者在实际中更好地应用该模型,本文进行了数值实验,并将单主体和多主体参与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模型和算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证明自媒体、网民的参与对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增强作用。本文创新性地将不确定规划模型应用于网络谣言治理效果优化的研究中。考虑了网络谣言治理中的现实情况,构建了考虑单主体和多主体的网络谣言传播干预时机和干预强度模型,并定量分析了自媒体、网民和监管部门协同治理对增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重要意义,对监管部门有效开展网络谣言协同治理和过程治理、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