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般均衡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各行业是同比例增长的。钱纳里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指出各行业是非等比例扩张的,有些产业在快速增长,有些产业在衰落。事实上,经济增长中不断产生新的行业或部门,各个行业或部门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因此经济增长率也存在差异。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的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所产生的效率和收益是有差异的,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加速经济增长,即带来结构红利。实际上,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在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流动中,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间也存在差异,进而引致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所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经济学者依据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或产业经济理论,从生产要素转移、产业内部变化等方面就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性分析及数学模型、计量模型分析。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分工理论到钱纳里的结构主义理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库兹涅兹“U”型曲线理论再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中技术内生化影响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主要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部门之间生产要素转移、各部门的技术进步不同及各部门的资本积累不同等方面,考察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农业、工业、服务业三部门的初始技术水平的不同也导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技术进步率的上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改进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影响经济增长。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就可以带来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效率不断改进的过程。本论文在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中,也研究了效率改进在其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方面,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主要采取总量分析的方法,后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取结构分析的方法。本论文在分析大量文献的前提下,基于理论数学模型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全面分析与局部分析相结合。在研究框架方面,本论文按照问题提出、文献综述、理论模型、实证分析、进一步研究、总结论与建议的顺序展开论述。在理论模型分析方面,论文试图在经济增长和结构的融合合研究的最新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广义库兹涅茨事实”和“卡尔多事实”,分析更为接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事实的经济增长,提出基于产业结构变化的索洛经济增长,并建立了考虑结构变化的数学模型。在模型中,本论文分析了技术系数在三部门产值比重、三部门劳动力比重、总产出中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率直接影响到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也影响到总产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论文试图对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实证分析的深入性,本文从都市圈、上海及单产业等方面对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一,论文从都市圈、区域的角度对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选取了地理位置靠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一产比例较低、产业融合度较强、产业集聚区较多、城市密度较大的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三省市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论认为,长三角三省市第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同向的；在三省市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三产业低于第二产业且幅度较大；在就业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第二产业呈现正向变动而第三产业呈现反向变动；就业结构的影响要大于产值结构的影响,并且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通过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由自身的冲击造成,经济增长和产值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冲击都比较稳定,但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产值结构的影响；对产值结构的影响,短期内三者的影响都较大,但长期来看,就业结构的影响最大,其影响是递增的。第二,论文以上海为例,在运用结构红利假说的重要分析方法即偏离—份额法分析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选取了两个标准即东部标准和中国标准,证实了标准选择的差异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但偏离—份额法对经济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结论认为,上海的产业竞争力处于前列,结构贡献度较高,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高于全国和东部平均水平并处于领先水平,上海的优势体现在第三产业。第三,论文利用邓氏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上海自建国到现在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分析了上海市各个阶段的产业关联度以及东中部两省市产业关联度,并进一步对各个阶段三次产业贡献、效率改进等进行了定性和比较分析。结论认为,从建国到现在,上海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但第三产业的贡献逐步增大,进入新世纪,上海第三产业的贡献达到最大。第四,论文比较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以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例,分析了大城市服务业效率改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较高、金融业和物流业贡献较大、国际国内资源集聚以及现代技术在服务业中的运用,经过实证分析,认为上海服务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显著,中高端劳动力、国际资本等要素向上海转移带来了服务业能级的提升,“鲍莫尔病”在有些大城市不一定存在。在以上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从要素转移、效率改进的增长效应以及障碍突破带来的效率改进、路径依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文分析了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将综合效应按照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要素转移带来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技术、制度等的重大突破、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集聚、产业融合等都可以带来效率的改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本论文提出了π效率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假说,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些技术、机制、设施、开放等“障碍”的突破可以带来成倍的效率增加,进而改变产业结构并带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变化通过障碍突破、效率改进来促进经济增长。π效率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仍需进一步证实。论文还分析了要素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历史、特征,基于障碍突破能带来效率改进,从技术、机制、设施、开放、品牌等方面提出障碍突破、效率改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路径。在最后一章,论文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从障碍突破到效率改进、生产要素转移的角度,提出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思路,并给出生产要素转移、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基于“广义库兹涅兹事实”和“卡尔多事实”,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分析效率改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证实的π效率假说,并分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不足之处是由于真实数据的缺乏,有些结论无法运用计量模型来进一步论证。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运用更为接近现实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有些结论进行全面分析。